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如期顺利举行，虽然未能如愿完全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依然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经验：对话和协商是解决国际不同意见，避免冲突的最有效手段。中美CED的成功举行本身就是改善大国关系的有利典范。

　　中美的贸易关系既复杂也简单。说其复杂是因为它涉及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盘根错节，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只要双方坦诚相对，互相包容，兼容分歧，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会比外界想象的简单许多。

　　此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核心问题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美国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表达对中国在消除贸易逆差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不满。而中国则始终努力协调产业，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并且在去年有效缩小逆差的贸易额高达200亿美元。中国为改善两国贸易平衡的努力有目共睹。

　　要想真正尽快改善中美两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仅仅依靠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美国方面做出切实有效的配合才会产生增倍效应。

　　首先是美国应该认真考虑进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原因很简单：中美两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根子在于市场因素，不是中国企业“强加”在美国市场上的。美国企业界和工业产业界的结构在过去三十年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特别是美国社会过快过急过猛地进入高消费，高需求，高享受的阶段，超过了美国制造业能够承受的能力。这种社会之产品供需矛盾的尖锐恶化，加速形成美国社会的就业压力和产业短缺。而美国出现的产业短缺正是缘于美国当年把不少过剩产能包括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能转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导致美国产业的不平衡。当原先高速发展时期的库存都消费完以后，美国人才发现他们的一切消费几乎完全需要从外面进口。但是即使有这样的发现也并没有改变美国社会和企业界的消费习惯，使美国社会的“需求侧结构”进一步扭曲，让市场调节机制失去自我修复能力，这是美国与世界多个国家包括加拿大，德国，日本，墨西哥，韩国等贸易失衡越来越难以扭转的根本原因：产业结构出现断层和断裂，反映在贸易上就会出现逆差，并不奇怪了!如果只是中国一家与美国贸易不平衡，那么原因可能是和中国的贸易结构和政策有关。但是美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逆差是普遍现象，美国就应该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特别是“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其次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进行数年，收效很大，既优化了中国企业和行业的结构不合理问题，还带动并激活了中国市场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使得中国的发展中不平状态得以缓解。这个改革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是当代社会最大规模的供需矛盾的改革，而且会为国际社会提供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有效方法。所以，美国欲真正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要开始着手进行“需求侧”领域的改革，并依此逐步推动本国的供给侧改革，将会成功有效的解决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冲突。

　　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关需求侧和供应侧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影响这两个“侧”的关系变化的根本因素是生产费用以及价值等因素所决定的。如果美国真的只想生产所有美国市场需要的一切，那几乎是不可实现的，因为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产生新的价值，或者所谓的附加值。美国的生产费用过高是不争的事实，它不可能满足市场所需求的商品的价值标准，作为商品的最终客户端的广大消费者是无法承担这些“美国造”的产品高昂价格。所以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去限制贸易自由，只会让美国对外贸易陷入新的困境。

　　美国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十分重要，它可以帮助美国那些决策者们真正了解市场的需求，哪些需求是美国可以自己生产，哪些是必须进口的，进而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适应自身的优势产能。这些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头十年经历过的事情。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各种需求旺盛，一度成为促进生产的动力，并引发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革命性进步。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对上个世纪八十年和九十年代初期对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回归与修复，转型升级。

　　中国和美国互为最大的消费市场，无论是供给链还是需求链的相互紧密契合度已经形成不可分离的整体。任何形式的贸易战只能造成各自民众的损失，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双方共同解决贸易结构性矛盾才是解决核心冲突的关键。 我们相信中美两国的企业界具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逐条解决存在的问题，共筑新的符合两国民众长远利益的贸易天堂。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和美国的需求侧结构改革，将为世界开辟新的发展纪元。(作者：刘志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