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研社研究員 吳桐山

　　國家積極推動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協調機制，商界名人、學者也紛紛為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支招。筆者想強調一點，作為大灣區的重要一員，香港須積極融入區內發展，這不是出於政治需要，而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互聯網時代，乃至將來的人工智能時代，一切都在經歷去中介化，進入平台化運作時代。香港太小，必須融入一個大平台才能有所作為，大灣區就是一個絕佳的機遇。

　　不能停留在上世紀

　　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日前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文章中指出：香港如果不能扮演好內地與外地之間資金融通的橋梁角色，就無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言，一個700萬人口的小型經濟體本身的金融活動，不足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在2000年以前的發展無往而不利，實際上也是在充當內地與國際間的中介角色。但進入21世紀，互聯網的發展趨勢平台化發展，各行各業都在去中介化，香港的角色難免日漸被邊緣化。如果香港不轉變角色，只能一直停留在上個世紀。

　　創新科技這個詞，只是香港較為鍾情，所指為何模糊不清。事實上，外面的世界多提及的是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這些辭藻。如果香港是一個獨立的主體，在這個時代不是夠不夠努力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可能的問題?

　　大家用手機上網，大部分時間花在哪里?Face-book、Twitter、Wechat、淘寶，都已經是平台化，也就是這是一個大舞台，很多運營商可以在上面溝通、交易，這些平台是當代互聯網的基礎建設。但香港有什麼平台，有的只是上個世紀的平台——論壇。香港有很多Apps，隨便一家公司、一個組織都搞個Apps，但這些Apps不是平台，只是簡單的B2C的聯繫。

　　香港需要一個大平台

　　為什麼香港搞不起平台?答案很簡單——太小。到今年年中，香港人口739萬，對新事物接受能力高的15至45歲人口只有不足300萬，根本不足以支撐去運營一個大的平台。哪怕有人做，都很難盈利;哪怕不倒閉，都很難有影響力。平台化年代意味着大吃小，意味着只有最大的平台才可以生存。今天最成功的平台，Facebook、WeChat這些，動輒規模都是十億八億用戶計。香港注定只能融入別人的平台，而不可能做自己的平台。胡潤研究院早前發布《2017胡潤全球少壯派白手起家富豪榜》，發現全球八成的年輕成功企業家都來自中國內地和美國，這正正是互聯網年代的平台化特徵決定的。

　　事實上，這個問題也并非香港獨有，全球所有小型經濟體都注定不可能在互聯網時代扮演主導角色，而只能在別人的游戲規則里玩游戲。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要隨着技術進步而改變，由過去的中介化轉為平台化，但這個平台的規則要被廣泛接受，香港就必須積極融入更大的發展平台，才能有制訂規則的話語權。粵港澳大灣區正是在這個時候賜予香港的機遇。融入大灣區這個更大的平台才有出路，這不是想不想的問題，而是香港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