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祥琥
近年来，诗人柳忠秧的大型楚文化史诗《楚歌》，在诗歌界、文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柳忠秧的《楚歌》，以其宏大的叙事、悲壮的情怀、古典的体制、现代的情韵，在诗坛独树一帜。
柳忠秧的文学实践证明，现代人可以写古体诗，不但可以写，而且可以写好。柳忠秧的文学实践也证明，可以用古体诗写出现代人的情感，可以将古体诗与现代社会对接上。
笔者对柳忠秧作品研究多年。笔者认为，柳忠秧《楚歌》，无论是形式特点，还是思想内蕴、文化内涵，都有值得文学界研究与探讨的地方。具体体现在：
第一、当代离骚，古体诗复兴之标志
在一些评论者看来，柳忠秧《楚歌》的横空出世，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从1920年，胡适出版《尝试集》推广新诗以来，古诗的文学地位一落千丈。当代的古体诗人，视古体诗仅仅是怡养性情的手段，并没有将之提到文学发展的高度。而柳忠秧就很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瞄准高端，他自称要做当代李白、写当代《离骚》。他说他的目标是要复兴古体诗。他认为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知识分子离不开诗，中华民族离不开诗!
因此柳忠秧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让古体诗在当代获得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古诗必须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真楚人为楚文化而歌
正如李遇春教授所评论的“柳忠秧是楚人的后裔，不光是外在的地理和生理上的楚人后裔，而且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上的楚人后裔。柳忠秧有着浓重的楚人情怀，在长期的商海闯荡和人生历练中，他的楚人情怀甚至已经衍化成了一种楚人情结，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言谈举止中，而且浸透到他的骨髓和血液中去了。” 柳忠秧身上的地域情结、楚人情结，非常浓厚。因此，柳忠秧才要为楚文化而歌，才会时时处处想到自己身为楚人，才会为身为楚人而感到无比骄傲!因此，相对于其他诗人，柳忠秧更有“文化的根”，他的作品才更有中国气派!
第三、楚文化的史诗
读过柳忠秧的《楚歌》，我们看到了一部恢弘的楚文化的发展史。全部组诗共五十首、五百行。从最初楚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楚庄王“问鼎中原”，屈原“行吟泽畔”，再到“大汉雄风”，再到楚狂李白，再到张居正的锐意革新，再到曾国藩、左宗棠式的“楚人血性”。这样纵横五千年，融古今于笔端，慷慨激昂，健笔凌云。读过之后，确实给人史诗之感。确切地说，这种史诗是文化史诗。柳忠秧对杀人盈野的帝王还是保持着严肃的批判和冷静的审视，他把崇拜的目光更多的投向了“文化英雄”，他写屈宋、写李白、写王夫之等等，就是在盛赞文化，为文化史上的“英雄”高歌!
第四、不以格律诗为宗，今人用今体，今人用今韵
关于《楚歌》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是，《楚歌》五十首，竟然每首十行，柳忠秧竟然不采用格律诗的体制。有人甚至认为，不用格律体的《楚歌》根本不是古诗。对此，柳忠秧总是一笑置之。他总是说，《诗经》岂是格律体?汉魏古风可是格律体?李白的《将进酒》可是格律体?“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可是格律体?都不是。现在我们流行的七言八句的所谓律诗，仅仅是中晚唐逐渐定型的一种诗歌体式。律诗仅仅是古诗的一种，假如用格律体就不会有《离骚》。说《楚歌》不是古诗的人，是自己不懂。柳忠秧反复强调，大量写格律诗词的诗人，他们是在写“格律”，而不是在写格律诗!
柳忠秧在“今人用今体，今人用今韵”思想指导下，师心自用，借鉴了楚辞体、歌行体、格律体等等，用一种既整齐划一，又不约束诗心的体式，来完成这部《楚歌》。因此郭军先生的评价是恰当的“在湖北乃至中国诗坛上，少有诗人像柳忠秧这样，以古为师却不拘泥，自成一格之余，能将楚人情怀抒发到极至之境。”
第五、诗体的探索与实验，师心自用，自出心裁
柳忠秧在诗体的探索上，是匠心独运的。在创作《楚歌》时，他没有采用七言八句的格律体，而采用了七言十句的古体。但是如果细看《楚歌》的各首，有的是古体、歌行体，有的是他自创的。比如第二十首“我心不负我天良，我心不负少年头”，每一句都是用“我心不负”开头，这更类似一种“古体的现代诗”。
《楚歌》中有一部分甚至是骚体，追步离骚，多用“兮”字。比如第二十五首“问苍穹兮无穷惑?问厚土兮人不义?”几乎每一行都有“兮”字。这就是典型的骚体。除《楚歌》之外，柳忠秧的长诗《国骚》、《中秋月祭》等都是骚体。这显然是继承自《楚辞》中的骚体风格。
纵观柳忠秧的全部诗歌创作，他的作品中有四言的，如《楚颂》；有五言七言非格律的，也有五言七言格律的。还有一部分是现代诗，如写南水北调的《圣美大江》。
在古体与现代诗之外，他又有一种古今杂糅的带有古典性质的现代诗。典型的例子是《岭南歌》，一眼看去读者会产生错觉，不知道这是古诗，还是现代诗。《岭南歌》中的句子，一会是四言的，如开篇的“岭南大派，南天雄脉”。一会又变成了五言的，然后又变成了类似对联的体制，如“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
可见，柳忠秧在诗体的探索上，是做出很多努力的。他尝试将古诗与现代诗、格律诗与非格律诗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这使得柳忠秧在诗坛，已经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第六、自君天下的天诗
正如第三代代表诗人野牛在一篇评论中提到“天诗——这是我对柳忠秧古风的整体评价。……天诗是血液里的东西，不需要学，也学不来;天诗是唯一的，他人无法模仿，诗人自己也无法复制。天诗是一群不依赖于专业知识的天才人物的创作，它们大多出自帝王将相、侠客枭雄、高人逸士之手。柳忠秧正是这一路的人物，他的诗歌也正是这一路的绝品。他不读诗谱词谱，无心寻章摘句，或喜从天降，或悲从中来，便如神灵附体，一时手舞足蹈，形诸笔墨，信手拈来，浑然天成，斐然可颂。”这段评论确实是抓住了要害!
在另一段文字中，诗人野牛指出：“‘自君’出自《楚歌》的‘我向九天我自君’一句，我借用来指称《楚歌》中那种纵横交错、来去自由的意素。‘自君天下’又是一个原创概念，指个人对天下的自主态度，非王者气概不能纳之。”
笔者认为，自君天下即“自王”天下，意指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天下)自君、“自王”，追求绝对精神的独立和思想自由、人格自尊。
第七、崇古而不泥于古，召汉魏盛唐之诗风诗骨诗魂
柳忠秧虽然写古体诗，但是并没有食古不化。作为一个古体诗人，他对这个时代表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用儒家的话语来说“柳忠秧是个具有入世精神的诗人”。他有着强烈的担当意识，时代意识。柳忠秧认为，诗就应当有贵族气，诗人就应当平交王侯。柳忠秧非常反感当代的一些诗人猥猥琐琐，像个氓流，认为诗人就应该气宇轩昂。他提倡古诗也是因为当代诗人大多已跟不上社会的节拍，因此古代诗人所展现出的主流意识、士子风度、宽博情怀、人文气韵以及社会参与力，正是当代诗人必须好好学习的!
第八、宏大叙事和抒情的构建能力
通观包括《楚歌》在内的，柳忠秧全部作品，可以看出柳忠秧致力于追求“静穆的庄严和崇高的伟大”之诗学境界。而从规制、内容上讲，“柳诗”有一个关键词“宏大厚重”。可以说，“宏大厚重”是柳忠秧诗歌重要的美学追求之一。他力求做到宏大的篇幅、宏大的素材量、宏大的叙事、宏大的抒情和厚重的历史感、厚重的文化追求及厚重的人文积淀。这就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相当的难度。一般人驾驭不了这样的作品，需要长期的素材准备，诗句准备。进入创作后，还需要长时间的苦吟。
柳忠秧的《楚歌》实际创作了近五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就有创作文化史诗的念头，逐步的搜集材料，实地考察。直到2009年初开始动笔，2010年进入创作高潮，组诗规模先后从13首到17首，再到27首、33首，直到2011年达到44首。此后又逐步打磨，2013年10月，才最终确定了50首(500行)的定稿版。《楚歌》的创作过程，耗时五年，极为艰苦，往往为了一个字，要思考一两个月，称得上是“苦吟”。
第九、古今豪放派的杰作
柳忠秧是一个豪放的人，他喜好饮酒。他尤其喜欢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下作诗，这有种李白的风采。柳忠秧的诗异常豪放，有人分析认为是一种“悲豪”，与李白式的“天豪”，苏轼的“哀豪”，辛弃疾式的“情豪”，毛泽东式“直豪”，可以并称。不管这种分析正确与否，柳忠秧诗歌中的豪放之气确实让人侧目!如这样的诗句“五千年来日月明，大江东去长空碧!”“一方血气凝狂楚，万载精华滋雄邦!”“风云起兮我心狂，挽弓一怒射天狼”这些诗句均体现出柳忠秧真楚人的真性情、大狂放。
第十、楚文化的大悲大痛
在《楚歌》中具有很明显的悲剧意识，如这样的诗句“魂已归兮魄为雄，肝胆裂兮苦已极!”“悲莫悲兮城自毁，痛且痛兮心将亡。”这些诗句表明，《楚歌》绝不是赞歌，而恰恰是悲歌。这与楚文化的悲剧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对此柳忠秧体会很深，他曾说：“楚文化她的悲剧精神更为深刻，充满着大悲大痛、大情怀、大勇气，死而复生，凤凰涅槃。”
第十一、自由天下的文化精神
在长诗《天下江山黄鹤楼》的结尾，柳忠秧写道：“自由天下骑黄鹤”。这句诗很能代表柳忠秧的文化精神。在《楚歌》中，自由天下的精神，有深刻的体现。最典型的是第三十六首：“我偕李白乘仙风，凌云驾雾蜀道通。悬壶喝尽江河水，停杯狂放拒皇封!玉树临池群妃舞，脚踢高监笑玄宗!天庭王庭两不诏，我自逍遥更从容!斗酒香飘千万里，诗绝天歌势如虹!”
诗中最精彩的两句是：“天庭王庭两不诏，我自逍遥更从容!”这两句写出了诗人自己的心路历程。“逍遥”二字源自《庄子·逍遥游》。正如著名评论家余三定所说：“诗作最后一句‘自由天下骑黄鹤’，将全诗推向一种高臻境界，那就是诗人和哲人获得内在自由的境界，就是人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境界。这种境界是具体的、具象的，又是超越具象进入了哲理层次的，因而是富有深刻哲学意义的。”
第十二、批判天下的理性精神
柳忠秧的诗也贯穿着批判精神。比如第二十三首“长江之水天之泪”，就是对长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批判。一句“通体鳞伤何忍睹?”写出了诗人对当前长江生态破坏的强烈愤慨。
实际上，柳忠秧的批判精神并不仅限于环保，他对当前文化界的不良现象，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甚至一些政治现象，都有批判。他的《楚歌》创作的起因之一，也是因为对文坛一些现象的不满。这种“不满”就构成了柳忠秧批判天下的理性精神!
第十三、期待天下的理想主义
诗人野牛评价柳忠秧说：“长诗《楚歌》的意素之四，是它的期待天下精神。……我们生活在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望的时代……没有人为明天的毁灭担忧，没有人为今天的罪恶忏悔!垃圾成山，人欲泛滥……就《楚歌》而言，由于柳诗的精英情结，这使它的批判和期待一样，充满着文人情怀，豪气干犯，摧人涕零!”
笔者认为，“期待天下”是诗人柳忠秧理想主义的终极情怀和追求，“期待天下”也是柳忠秧救赎自己和人类的大精神!
第十四、并非歌颂帝王将相
有人认为柳忠秧在《楚歌》中陷入一种帝王崇拜，为各式帝王歌功颂德。这种批评的声音，失之于武断和谬误。要知道，在人类的远古蛮荒期甚至上古时期，由于社会文明的水平低下，导致开创、领导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多为“创世纪英雄”：比如中国的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又例如各国各民族反复歌颂的英雄豪杰(由此人类诗歌史上出现了众多的英雄史诗。)
历史虽然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人民”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可否认，帝王将相在历史转折关头，其个人行为，对历史走向有巨大影响。因此这些帝王将相都是绕不过去的，我们不可能写一部没有帝王将相的中国史。否定了帝王将相，实际上就否定了中国的正史，其本质是用现在的眼光将古代的一切全部打倒。《楚歌》中对帝王将相的歌颂，虽然带有英雄史观的影子，但柳忠秧对此还是清醒的。他只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帝王将相，对他们的错误也有所批判，对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有所点明。这应该是柳忠秧的辩证思考吧!
第十五、宽容的大历史观
《楚歌》作为一组纵横上下五千年的史诗，是用一种大历史观来看待历史。这既不是古人的历史观，也不完全是今人的历史观。柳忠秧看到了历史的吊诡，也看到了历史的无奈，看到到相关史实的问题，也常常能看穿其虚伪与真实，从而给予客观的评判，既不责备古人，也不妄加称赞。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总是存在多角度，由于《楚歌》中提到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其中一些人在史书上褒贬不一。读者如果根据柳忠秧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而大谈正确与错误，就实在没有把握柳忠秧的深意。《楚歌》是诗，而不是历史论文，如果有些历史评判还不太到位，那作为诗歌的一部分，也并不危害《楚歌》的真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