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战争

　　文/吕伟明

　　大陆的反腐败进程至今已有18个月，周案的尘埃落定在许多看客眼里成了反腐败落幕的信号，似乎打老虎打倒一个铁帽子王就够本儿了，民众应该也知道中央反腐的决心了，也见识到中纪委“周一见”的雷霆手段了，是不是该和前几届班子一样树立权威之后见好就收，任腐败继续做“改革的润滑剂”?答案是否定的，很明显，这些迫切希望反腐败告一段落的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害怕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再查下去谁都不干净。于是，流言蜚语出来了：反腐败导致大陆餐饮业一片惨淡，茅台酒价格一路下滑，印刷厂都跟着倒霉，连台历都卖不动了。再这么下去，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新班子也不好对全国人民交代。按照流言蜚语所展示的逻辑，抓贪官的唯一后果便是经济崩溃。

　　然而，事实证明：既得利益者们的如意算盘都打错了。因为习近平主席已经强调：“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话说得实在，而腐败也的确威胁到了执政党的地位和中央政府的威信。时至今日，如果这一轮反腐败和以前若干轮虎头蛇尾的反腐败一样仅仅是运动化的戏码，民众就会产生对执政合法性的严重质疑。在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五年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论人员和经济损失都超过了“三大战役”。200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6705件，结案16659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085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66人、厅局级干部431人、省部级干部16人。当年反腐势头不可谓不猛，但成效如何?三十年来，腐败深植于各行各业，甚至蔓延到掌管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要害部门，潜规则开始显性化，由权钱交易肇始的官场腐败一度弥漫成整个社会的腐败。所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三位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被证明形同虚设，而号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同样扭转不了“无官不贪”的政府形象。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运动从来没有一以贯之，反而往往有始无终，令民心一蹶不振。2014年的反腐败如果仅仅因为打了几只大老虎而鸣金收兵，结果只能是将原已衰颓的世道人心推入民族精神彻底沦丧的绝境，坐实境外反华势力渲染大陆政治贪腐的谣言，更会招致已被瓦解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联手反扑。

　　话说回来，反腐败犹如治疗溃疡和囊肿，讳疾忌医的后果只有死路一条。而我们将反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为什么竟会发展成现在这种你死我活的胶着状态呢?答案只有一个：腐败势力早已在姑息中坐大，为维护寻租空间和享受既得利益的生存状态，利益集团千方百计阻挠改革，更无限制地延伸寻租食物链，从而使其势力范围不断膨胀，直至与中央政府权威分庭抗礼。只有将孳生腐败的社会基础连根拔起，反腐败运动才能真正取得胜利。因此，必须要在这里阐述三个结论，若民众依然轻视腐败，认为反腐败不过是简单的清洗腐败分子，那么就无法认清当前和未来的国内政局：

　　第一个结论：反腐败已经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是解决敌我矛盾。

　　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老虎、苍蝇仅仅是冰山一角。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党政分开的限度和政治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牢不可破，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促成了个人享乐主义社会氛围，这样一来，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在享乐主义风潮面前因缺乏制衡措施而毫无免疫力，同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路线设计又纵容了信仰的缺失，于是就产生了以权谋私的思想温床。近三十年来，一味韬光养晦，发展经济，各级权力核心闷声大发财，一边炮制GDP数字一边收割改革红利，在权力滥用下恩格尔系数日益畸形。等到现在腐败问题几乎病入膏肓时再来铲除腐败，已经接近于亡羊补牢。

　　腐败问题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迄今为止，改革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政府公权力随着干预经济手段的日趋多样化而不断扩张寻租范围，腐败从一开始偷偷摸摸的权钱交易一直发展到现在尾大不掉的经济寡头。当经济寡头开始出现，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局面已经很难改观，制度性腐败豢养了若干食物链和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满足于现状，既成为凌驾于普罗大众之上的权贵资产阶级，也成为极力阻止改革深入的障碍，并试图将权力寻租模式代代相传。当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制约和削弱经济寡头，寡头们会很自然地遵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与国际资本融合，并将国内已经攫取的既得利益转移到境外，逐渐蜕变为海外资本集团在中国的代言人，开始慢慢蚕食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威胁执政党和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与路易十五没有本质区别，因为财富早已大部转移，他们同样会说出“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话，他们的阶级立场已经从先富起来的带头人转变为共和国的敌人。

　　第二个结论：反腐败不是一场新老交替之际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战争。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大规模发展，国民财富经过权力的侵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国民财富集中的过程始终伴随有权力的影子。罗素曾说，权力欲是产生社会科学必须研究的各种变化的主要动机。当经济需求有限，是可以满足的，但对权力的渴望没有限度，因而永远满足不了。而在中国，“升官发财”已经是官本位意识形态下唯一合理的思维模式，做为少数人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反腐败运动明顶暗抗，使腐败与反腐败两大阵营陷入胶着状态，因为他们若失败，将会吐出三十年来侵吞的所有利益，但他们若侥幸逃脱天网，将会为保卫既得利益而背水一战，成为与改革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相背离的反动力量。

　　毫无疑问，一旦反动力量击溃反腐败阵线占得上风，将会随之用权力世袭的形式来巩固一个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既成事实，中国也将随之重新回到阶级社会。一个拼命维持既得利益的政权自然不会有恢复清廉的可能，中国的政治从此只能四面裱糊而不可能启动实质性改革，从而重新应验历史周期律。进入循环周期的中国，随时可以将某一段历史拿来参照，比如北宋各级政府，“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使，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当是之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政事所施，未可谓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而北宋军队弊政更甚，“一曰上下率敛，二曰举放营债，三曰聚集赌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过远，六曰单身无火聚。”北宋的经济繁荣如昙花一现，贪腐集团控制朝政，致使外患日炽，内乱频仍，对内不断镇压李顺、宋江、方腊诸路起义军，对外却只能靠岁币来购买和平。当国力虚耗、盲瞽当朝之时，一个繁花似锦的王朝迎来的是靖康之难。因此，今天与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是消弭未来战争灾难的唯一手段，如果做不到除恶务尽，未来的政局将会埋下若干定时炸弹。如果今天害怕一网打尽会影响稳定，那么换来的只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未来复辟和无休止的动荡。

　　第三个结论：反腐败是实现民族团结与复兴的前提条件。

　　归根结底，反腐败反的是执政团队中的腐化分子，如果说反腐败有代价，那也是干部队伍的重新归位和公务员阶层特权范围的缩小，这些后果都顺应了民意。反腐败的最好结局便是瓦解权贵集团，大幅度缩小公权力覆盖范围，将可能产生寻租行为的领域通通放在阳光之下，使官本位意识形态被彻底打破，真正实现干部群众平等化，重新将人民召唤在党中央周围，众志成城，从此走上复兴之路。

　　有人说，培养一个党员干部不容易，反腐败反到水至清的份儿上，肯定无鱼。也有人说，数十年来通过默许潜规则的存在，国家建立了一个稳如磐石的综合治理体系，旦夕之间以一种近似革命的手段将权力阶层彻底整肃，行政官僚队伍突然失去油水供养，必然会产生极大的逆反心理。可是，这些人没有把账算清楚，截至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突破6000万，相当于23.5个纳税人养活一个官员，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10.8个官员。腐化分子就藏在这6000万人之中。2014年，中国人口已经突破13.6亿。与总人口相比，就算这600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腐化，中央政府至少还得到13亿人的支持。但是，如果为了维持这少数人腐化堕落的安逸状态，利用国家公器来弹压舆论，堵塞言路，让13亿人生活在悲愤之中，中国就没有未来。

　　又有人说：腐败的产生是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列宁也说过，最可怕的势力是千万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因为它不是表现在一个坏人身上，而往往表现在一个好人身上。所以，我们对官员应该以教育为主，不应过于严苛，毕竟升到高位的都是曾经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好人。但是，建国以来廉政教育从未中断过，教育不过是软性的约束，腐败官员今天已经进化得八面玲珑，他们既通晓党纪国法，也了解商界上下互通的伎俩，黑白通吃却又能左右逢源。他们往往大奸似忠，根本不是用“好人”这个词能概括得了的。2013年以来，中央在对21个省的巡视中，发现20个省存在房地产业腐败，90%以上的大贪官与房产和土地有关，权力寻租使整个房地产业的成本增加15%，贪腐成为房价飙升的隐性因素。于是，当代中国出现这样一个死循环：地产商在银行融资参与地产建设，将一部分利润以贿赂的形式让与腐败官员，促使房价上涨到社会购买力承受不起的程度，青年一代望房兴叹，一线城市销售一般，二三线城市地产崩盘，银行出现大量呆账死账，地方经济哀鸿遍野，地产商两手空空全身而退，只有官员将得到的大量贿赂通过各种通道转移到境外，也只有官员得到了真金白银，其余的参与方银行、公民甚至地产商都因此负债。腐败官员假手对地产业的寻租掏空了国库，给整整一代人留下一个负债累累的青春。如果这也可以用无法避免来解释，那么只能证明我们的行政架构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重大缺陷。若是四中全会能够正视这种缺陷，并着手解决，我们的民族团结和复兴大业才不再是空谈。

　　基于以上三个结论，我们会发现反腐败运动本身就是中国实现安定繁荣、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通过反腐，中央和民众都会发现在哪些审批环节易发腐败，哪些领域可以减少公权力介入，哪些腐败分子是漏网之鱼。同样也会发现这一轮反腐败风急雨骤，但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框架支持，如何进行持久战?民众怕就怕反腐的高压态势慢慢走样，在顶层设计再次被搁置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再次卷土重来。因此，在四中全会前夕继续打老虎、拍苍蝇，不断巩固和扩大战果，将反腐败予以制度化，是保持改革走向的唯一选择。其实，反腐败运动完全可以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首先，今天的中央巡视组制度与汉武帝以设秩六百石的刺史来“周行郡国，省察治状”并“刺举不法”极为相似;其次，今天的网络举报方兴未艾，与武则天铸铜匦，设匦使院和知匦使、理匦使“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别无二致，只是今天的利益集团势力过大，手眼通天，天下冤滞又何止亿万，如何彻底清除腐败分子，不使其成为潜伏在政府内部的蛀虫，既要更好地发挥群众的力量，更有必要建立一套比证人保护制度更周密的实名举报人保护体系。最后，无论反腐败运动成果再怎么伟大，都回避不了一个问题：不受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今天地方政府官员权力被监督了，那么明天谁来监督中纪委?在权力不受监督的前提下，谁敢保证中纪委长期有自我净化的能力?所以，在清洗完政法系统之后，利用国家司法机关的制衡力量才是根本大计。从司法系统的垂直管理，一步步走向司法独立，法官和检察官不再受制于地方政府，能够独立维护法律尊严，这才是更为稳妥的顶层设计。或许还有人担心司法系统是腐败重灾区，短期内不堪大任，这很简单：执法者若贪腐，比照地方官员获刑高两格即可。同时，执法者若能通过离任审计，证实在职期间廉洁奉公，退休金可以翻倍。

　　2014年的这一场反腐败战争虽然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但是确实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性命攸关。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风苞受命购买军舰，居然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艘军舰的钱只买了3艘;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战前日本向中国购买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而这些煤炭成为进攻中国的军舰燃料;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基地营造店铺，开设鸦片烟馆、妓院，出租给下级敛财。以上种种，今天我们是否感觉似曾相识?所以说，今天的中国面对腐败绝对不能手软，否则，一旦放过利益集团，中国的改革大业就有可能一败涂地，再次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渊薮。

　　2014年8月17日2点3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