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我的人生，以奮鬥為開始，以輝煌為展現，以自我毀滅為結局。”在中紀委官網上線不久的欄目“懺悔錄”中，徐州市政協原副主席張引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

　　貪官的懺悔，為看待貪腐問題提供了一種獨特視角，也為當下的反腐敗進程提供了鮮活的案例與提醒。

　　1　一條雷同的人生軌跡：

　　他們許多曾經是能吏

　　不可否認的是，許多落馬官員曾經是“能吏”，甚至在當地或其所在領域內頗有口碑。

　　“很典型的就是最近落馬的仇和，多年來他一直有爭議，其勁頭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方法不能服眾，尤其是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視角下看更是如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認為，很多落馬官員之所以能到那么高的位置，本身是很能幹的。

　　謝春濤認為，盡管能幹是一個好幹部的必要因素，但很多“能吏”也往往會剛愎自用、狂妄自大，很多人就是在這種心態之下出的問題。“掌權之後經不起誘惑，而且自信度過高”。

　　因貪汙、受賄案被判處無期徒刑的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政協原主席、黨組書記楊躍國就是這樣典型的案例，當地幹部評價他，“有能力，也有水平，就是權力太集中;想幹事，也能幹事，就是幹事沒原則”。他自稱，在任瑞麗市委書記期間，“沒有我辦不了的事情”。

　　閱讀這些落馬官員的懺悔書，許多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人生軌跡經曆了一條拋物線。

　　在看了23名貪官的《悔過書》之後，陸軍第三十一集團軍政治委員張學傑總結說，他們的人生軌跡大體相同：都經曆過苦難的童年、奮鬥的青年、上升的中年，最後都走向悲慘的晚年;他們的血淚教訓也幾乎相同：那就是喪失了理想信念和黨性原則。

　　比如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在懺悔書中寫道，他出身貧農，從大隊會計幹起，一直幹到副國級，連續參加六屆全國黨代會，連續四屆當選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官員並非一開始就貪汙，也是一步步上來的，但是隨著手中的權力增大，所受到的約束反而會越小，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悖論。

　　問題出在哪裏?落馬官員的悔過書中，自己尋找了一些答案。

　　思想蛻變是普遍的。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認為，他的問題主要是在人生的晚年放松了學習，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出現了問題，導致了思想滑坡。“擔任副省長後接觸的面廣了，層次高了，看到的聽到的各種社會現象也多了，致使我思想產生了錯覺，把社會不正之風非主流現象誤認為是社會普遍主流潛規則。”他說。

　　轉變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溫水煮青蛙”是常態。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原副主任白恩培在悔過書中認為，他的嚴重違紀違法是一步一步發展的，從請客送禮、接受禮品饋贈到權錢交易、收受巨額賄賂，數量上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心理上由小心不安到心安理得。

　　2　一種不良的政治生態：

　　個人貪欲帶來家族腐敗

　　落馬貪官與周遭環境間的互動，是懺悔書中的重要內容。無論是周邊環境中對官員的“圍獵”，還是家庭因素，都成為其落馬過程中的關鍵環節。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原江西省委書記蘇榮懺悔，家就是權錢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權錢交易所所長，不僅全家老小參與腐敗，也帶壞了幹部隊伍、敗壞了社會風氣、損壞了政治生態。

　　在省政府分管國土資源工作的倪發科，因為長期收受玉石、玉器等賄賂，如今已在輿論中成為“雅賄”的代名詞。他反思說，正是因為自己癡迷到了愛不釋手、不能自拔、玩物喪志的境地，老板們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送來的玉石、玉器經鑒定價值1000多萬元。倪發科本人，也栽倒在了“瘋狂的石頭”上。

　　認為自己對不起家庭，也是落馬官員悔過書中體現出的的一項共性。

　　湖南省交通廳原黨組成員、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長馮偉林，作為湖南省交通系統系列腐敗案中的一員，也“坑”了家人。在為弟弟妹妹一次次打招呼撈取利益的最後，他懺悔道：“我爸媽在世時，我曾向他們保證要帶著弟弟妹妹吃好飯，但現在，我卻帶著他們一起吃牢飯。”

　　“一想到母親，就想流眼淚，她是最要面子的人，怎么能接受這種現實!她曾經為之自豪的兒子，一談到兒子就欣喜若狂，而今面對社會的議論和指責，她如何受得了這個打擊!”張引的懺悔書裏，對家人的愧疚也很深。

　　官員自身的主觀意識，和客觀的政治生態，造成了他們人生中的關鍵轉折。竹立家認為，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人是環境的產物，也可以反作用於環境，兩者之間是相互的。

　　受訪專家認為，問題首先出在官員自己身上。與其說官員們被“圍獵”，不如說一些官員主動選擇了被“圍獵”。

　　竹立家做過一個統計，在他收錄的媒體曝光的官員中，90%的腐敗過程都有家人參與。“中國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很多人自己品質不好，只知道為老婆孩子謀私利，或者坐視他們打著自己的旗號做事，既沒有修身，也沒能齊家，你怎么能指望這些人治國平天下?”

　　心態的失衡，是貪官們提及的一個重要因素。張引寫道，看著老板們住豪宅開好車，穿名牌出入高檔會所，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反觀自己，層次比他們高，文化水平也比他們高，沒日沒夜地加班，每個月就拿這點工資，“覺得太虧了!”

　　政治生態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在謝春濤看來，十八大以來大批官員的落馬可以說明的是，此前政治生態和從政環境肯定出了問題，對於一些幹部來說，堅持原則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一把手貪腐，對於下面人的影響會非常直接。

　　“但是另一方面，哪怕環境再不好，難道是非黑白的界線還不清楚嗎?同樣的環境，有人出問題，可有的人不出問題，不能只推卸責任到環境上，而忽略了個人主觀意志的巨大作用。”謝春濤認為。“環境當然要改善，但是關鍵還是靠自己。”

　　3　一種必須重視的警示：

　　不讓“雙面人生”逍遙法外

　　“公布懺悔錄，對於許多官員來說有著警示意義，讓他們真正意識到腐敗的嚴重性和危害性，以及對於社會甚至自身家庭的傷害。”竹立家認為。

　　不少觀察人士都認為，官員的懺悔通過公開平台擴散出來，在腐敗預防過程中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認為，廉政風險防控機制應該逐漸開始與治本並重。

　　更進一步的是，這種懺悔錄所公布的細節和情節發展的邏輯，為我們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約束提供了更多的警示。竹立家認為，這些懺悔錄提醒我們，我們在對官員的有效監督方面，還有很多漏洞，讓他們有越界的可能性。

　　就連落馬官員自己都這么認為。

　　“一個人的權力太大了，獨斷專橫，他就會將權力為自己所用。”遼寧省廣播電影電視局原黨組成員、遼寧廣播電視台原台長史聯文，就是因為把權力當成了謀取私利的工具，利用影視行業內的貪腐“潛規則”，最終在去年被判處無期徒刑。

　　進一步紮緊制度的籠子，對權力進行制約，早已成為近年來中國反腐敗自上而下的共識。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的報告中，陳述2015年的主要任務時，提到了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

　　全面從嚴治黨極其重要，寫下懺悔錄中的官員對此深有感觸。

　　“血的代價和沉痛的教訓讓我認識到，黨中央對黨員領導幹部從嚴要求和嚴格管理是對黨員領導幹部的最大關心和愛護。”政治生命終結之後，倪發科如是說。

　　每當有重要官員落馬，人們總會發現，此前他們在一些場合談反腐問題時的慷慨激昂，有些官員如蘇榮等，反腐講話中甚至“狠勁”十足。有網友因此戲稱這些人為“演技派”——人前一套人後一套，台上台下風格迥異。

　　“這是一種徹底的諷刺，能在台上講出那些話，說明他們知道黨和人民對他們的職務期望是什么，結果下來照貪不誤。”謝春濤表示，這是一種“雙面人生”。

　　馮偉林自己是這么分析的，“在單位，我對我的下屬也有嚴格的要求，經常在外面演講寫文章，表明自己的道德情操。但是，在我的內心深處，還是有一種貪圖享受的欲望。”

　　有別於在台上時大談特談反腐，這些官員在落馬後的懺悔，對貪腐問題的認識看上去更為深刻。

　　“假如‘八項規定’、‘反四風’、‘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重大舉措早出台3-5年，我可能也不至於癡迷上瘋狂的石頭，犯下如此重罪”，倪發科這樣覺得。劉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