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主題為“亞洲新未來：邁向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闡述了中國在亞洲乃至更大范圍內的“雙贏”概念。站在外國人角度，我有機會通過分析習近平的此番講話，審視中國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據，並將其與美國——尤其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作對比。美國為什么未能說服其他國家不加入亞投行，下文的分析將給出答案。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立即看出中國外交政策核心方針——“雙贏”理念的優越性。與美國新保守主義的“零和”理念相比，中國的外交方針對其他國家越來越有吸引力。這也表明帶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方法比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分析更具先進性。此外，習的講話中提及的亞投行、“新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等當前熱門的經濟議題背後，還透露出一層更廣泛的、國與國之間文化與文明的關系。

　　“命運共同體”

　　現代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首句話便開宗明義提出了經濟的核心問題：經濟發展中最強大的力量是勞動分工，包括國際勞動分工。他寫道：“社會生產力、人類勞動技能以及思維判斷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斯密在書中的所有分析，都是圍繞著這個基本點展開的。

　　此前雖已有人描述過勞動分工，但斯密的天才之處在於，他真正理解了它的含義——勞動分工的應用范圍不僅在於國際貿易，在國家內部也有重大意義(世人皆知斯密強調勞動分工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卻忽視了他對後一點的理解)。馬克思在“社會化勞動”的范疇之內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概念。僅從勞動分工這個方面看待亞當•斯密和馬克思，他們的分析可謂異曲同工。

　　勞動分工的細化產生了一個直接後果：生產者越來越依賴他人，既需要來自他人的投入，又需要將產品賣給他人。這種勞動分工的最新形式便是當代的全球化，互聯互通的生產網絡遍布全球。作為一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不僅表現在零部件、貿易或原材料的跨國傳輸，也體現在投資、科技、教育、文化和人類文明的方方面面。中國的改革開放顯示出，這個國家完全理解了全球化的含義。

　　馬克思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影響比亞當•斯密更加直接，但兩人在勞動分工問題上並無根本性區別。從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在現代曆史上出現的第一天起，馬克思就對這種理論加以批判。

　　國際化生產為國家之間“雙贏”關系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通過在全球分工裏專精於不同領域，每個國家都能實現比自給自足式模式更高的經濟效率。經濟實證研究非常清楚地顯示，“開放”的經濟體比“封閉”的經濟體表現得好的多——中國的改革開放便是全世界最重大的案例之一。

　　所有國家的經濟都面向國際開放，由此必然導致國家之間的相互關聯程度加深，創造出一個“命運共同體”——這便是本屆博鰲論壇的核心概念。國家之間要彼此增進貿易和投資，不但需要削減關稅和建立自貿區等政策，還需為這種互動創造物質條件——比如建設港口、鐵路、公路、機場和電信網絡等基礎設施。這便是中國提出亞投行等基建舉措之重要性所在。

　　中國的雙贏VS.美國的單贏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另一個場合中所指出的，國際勞動分工帶來的優勢意味著“一加一大於二”(觀察者網注：指習近平在柏林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會見記者時提出的“中德關系發展到今天，兩國務實合作的效應不再是簡單的一加一等於二，而是遠遠大於二”)。從亞當•斯密和馬克思所代表的兩條經濟學傳統，都能分析得出同一個結論，暨國際分工是一個互惠互利的過程。

　　因此，中國強調的“雙贏”既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也不是某種讓人“感覺良好”心理暗示，相反，它是實實在在建立在基礎性經濟分析之上的。此外，不管其他國家是否擁有與中國外交政策相同的斯密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基礎，它們對中國“接地氣”的務實提案肯定不乏興趣。

　　亞投行的例子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雖然美國試圖說服其他國家不加入亞投行，但英國卻一反常態地站到了美國的對立面上去，因為它看到了亞投行將帶來的“雙贏”局面。毫無疑問，中國是亞投行的贏家，它將為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從而促進中國的貿易發展。英國也將是亞投行的贏家，倫敦能夠提供專業金融服務——基於這樣的投入，英國從亞投行獲得利益甚至比其所占股本的比例還要高。

　　於中國截然相反，美國阻止英國和其他國家加入亞投行，實際上提出了一套“單贏”的建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擁有將亞投行項目繼續下去的財力，所以它可能會成為贏家;但英國無法享受加入亞投行的好處，所以英國將成為輸家。按照邏輯，英國青睞的方案，自然是“中國贏—英國贏”而不是美國提出的“中國贏—英國輸”。

　　不同文明能不能互惠互利?

　　除了狹義的經濟問題，勞動分工規模和深度的提升導致生產率提高，而這便是人類文明發展和文明之間相互往來的支柱——由此也引出習近平講話所涉及的更廣泛的主題。

　　人類起源於自給自足的小型社區。大約5000年前，這些社區發展成由城市統治的地域單位——產生了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中原地帶的古中國文明。正如習近平在博鰲論壇講話中所說，“在漫長曆史長河中，如亞洲的黃河和長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流域以及東南亞等地區孕育了眾多古老文明。”

　　公元前二、三世紀，較大地域單位聯合起來，構成了現代文化和現代國家的核心——在中國出現了秦漢大一統，在歐洲出現了羅馬帝國，在印度出現了孔雀王朝。公元7世紀以後，伊斯蘭帝國在中東和中亞崛起，將中國、歐洲和印度這三大中心在經濟上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492年，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為兩岸建立了永久的經濟往來，將所有大洲整合到一起，從而建立起有史以來首個真正的世界體系。

　　對外貿易、對外投資等領域在經濟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這個過程的逐步深入，便是現代全球化的實質。

　　更寬泛地來看，相較於文化和文明的一體化，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要快得多。誠然，在北京、紐約、巴黎、倫敦、德裏等世界大都市，人們都過著類似的現代生活：大家都開汽車，乘地鐵，住公寓，玩智能手機，用社交媒體互動。全球文化甚至會出現短期性的集體“風尚”——韓國的崛起不僅表現在三星手機上，還體現在“江南Style”視頻全球播放超過二十億次帶來的轟動上!

　　但是，追溯曆史差異極大的人類起源，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依然存在著重大分歧。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無法強行將人性嚴格劃分成“經濟”和“文明”兩個部分，真正的人同時擁有兩個方面。所以，在經濟領域以外，不同文明和文化應如何彼此關聯，以達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包容能解決“文明的沖突”

　　習近平主席已在不同場合好幾次提到這個問題。他在博鰲論壇上的講話主要是從政治方面進行闡述：“各國體量有大小、國力有強弱、發展有先後，但都是國際社會平等的一員，都有平等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權利。”

　　他的講話也涉及到文化層面：“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說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不同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要促進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交流對話，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

　　此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講話中，習近平主席更加廣泛地總結了中國對文化交流的思考，指出不同文明和文化都起源於人類經驗的結晶：

　　“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各種人類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無是處的文明，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

　　“我訪問過世界上許多地方，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這些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獨到之處，了解在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我到過代表古瑪雅文明的奇琴伊察，也到過帶有濃厚伊斯蘭文明色彩的中亞古城撒馬爾罕。我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種文明的真諦，必須秉持平等、謙虛的態度。如果居高臨下對待一種文明，不僅不能參透這種文明的奧妙，而且會與之格格不入。曆史和現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

　　“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人類創造的各種文明都是勞動和智慧的結晶。每一種文明都是獨特的。在文明問題上，生搬硬套、削足適履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

　　“曆史告訴我們，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

　　因此，在中國的構想中，經濟互動和文化互動是相輔相成的，它們都發源於一個共同的基礎。經濟的雙贏源於全球分工;文化和文明的雙贏來源於實踐經驗的相互作用，代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部分和各個方面。因此，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文化與文明層面，中國提出的構想都是雙贏的。

　　“美國例外論”

　　拿美國——尤其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概念與中國的視角作對比，你將發現兩者存在驚人的反差。美國的觀點雖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做“美國例外論”，但實際上它更准確的名字應該是“美國至上主義”——也就是說美國自認為比其他國家都優越，所以它應在前領導，其他國家當隨後跟從。正如美國外交政策專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狹隘的：“美國的外交精英們有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即世界需要美國的領導。”

　　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為了證明這個概念，曾更寬泛地宣稱：“美國的超然領導地位將保衛、而不是阻礙全球進步。”

　　從流行話語的角度來看，美國頻繁地宣稱“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以及“美國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國家”，這套話語背後的邏輯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都是“低等國家”——因為既然美國“最偉大”，那么自然其他國家都不如美國偉大。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之中，美國將國際互動看作“零和遊戲”，而不是互惠互利的平等往來。一旦其他國家試圖與美國建立平等關系，美國便會將其解讀為“跟隨者”的僭越，也就意味著美國將失去其“領導者”地位。

　　有了這種淩駕於別國之上的心態，美國自然另有一套經濟分析。盡管美國經濟學界偶爾也會象征性地提及亞當•斯密的名字，但其實他們早就拋棄了斯密的學說，暨建立在互利性勞動分工基礎之上的經濟學觀點(當然，美國更是從未認同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早已取代了斯密等人的“古典經濟學”，並提出經濟結構的基礎是由彼此孤立、相互競爭的單位構成的。

　　亞當•斯密在經濟學上的遠大洞見，得到了馬克思的進一步發展，為理解個人發展與人類整體發展本質提供了理論基礎——它們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人類只有通過分工協作，才能提高生活水平以及充分滿足個人需求。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將分工的概念替換為一場空洞的、虛假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競爭性戰爭。

　　不管在經濟、文化還是文明層面，中國的概念都是雙贏的、互惠互利的。與此相對，美國的概念都是競爭的、零和博弈的、美國享受至高霸權的。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不僅在基本理論層面更加正確，而且它的呈現也正日益凸顯——亞投行這個簡單的例子已充分地說明這一點。其他國家不甘於“追隨”美國的“領導地位”，犧牲本國利益為美國創造“單贏”的局面;它們也不認為美國就應該處於更加優越的地位。這些國家支持中國提出的雙贏政策，也認同中國向來秉持的相互尊重的外交態度。

　　中國的觀念不僅表現在習近平在博鰲論壇的講話上，正因為中國堅持雙贏互惠的理念，美國在亞投行問題上才會遭遇“慘敗”。

　　作為一名外國人，我認為習近平講話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對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等近期戰略起到指導作用，更重要的是，它體現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雙贏”理念相對於美國新自由主義和“零和博弈”等外交理念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帶來了越來越明顯的優勢。 （作者：羅思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