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登勃洛克一家》书影

《魔山》书影

托马斯·曼及其兄长

晚年托马斯·曼

○凌越

编者按

今天是德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逝世60周年纪念日。作为一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全景式地展现20世纪前半期德国社会、精神风貌，以意义深邃、富有探索性著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经历了复杂的思想历程，从一战时拥护专制制度，渐渐转变为二战时坚决反对法西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纪念托马斯·曼别有意义。

从1940年秋天开始，托马斯·曼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每天向德国发表广播讲话，所得收入全部捐献给英国战争救济委员会。

二战中顽强的反纳粹斗士

二战中的托马斯·曼完全是一个和纳粹作顽强抗争的斗士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托马斯·曼已经从旅居五年之久的苏黎世湖东岸的库斯纳赫特移居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文学系的客座教授。托马斯·曼开始流亡的时间更早，早在1933年2月，希特勒上台之后不久，托马斯·曼即已离开德国，起初是为了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做有关瓦格纳逝世50周年的演讲，后来形势急转直下——国会纵火案、兴登堡的《非常法》、3月份的帝国选举中纳粹获得绝大多数选票等——托马斯·曼开始放弃回国的念头。194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托马斯·曼曾经回顾自己决定流亡时的情势：“我永远不会忘记电台和报刊界在慕尼黑对我的瓦格纳演讲发动的无知和杀气腾腾的攻击，它使我真正明白，我回国的道路已被中断。”

客观地说，1939年二战的爆发并未给托马斯·曼带来很大震惊，因为他早已洞悉整个形势，反而在各种力量的对抗之中，托马斯·曼看到了最终局面的可能。因而托马斯·曼更加投入地投身到反法西斯的阵线中。从1940年秋天开始，托马斯·曼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每天向德国发表广播讲话，所得收入全部捐献给英国战争救济委员会。当一些在布拉格受到迫害的德国人急需援助时，他甚至写信给华盛顿高级部门，试图动用自己的声望施以援手。这种为他人任劳负重的精神，以及在做每一件别人有求于他的事时所表露出来的热情和谦逊，都是对他自己所极力主张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实践。

一战时曾拥护专制制度

在《关于战争的思考》一文中，托马斯·曼不仅对自己的民族采取沙文主义态度，而且称颂其国家形式为“我们的君主制”。

但是回顾托马斯·曼整个精神成长的历程，我们会发现，托马斯·曼的精神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甚至会吃惊地看到，1914年8月当德国正式对法国宣战时，托马斯·曼和慕尼黑剧院广场上欢庆的人群几乎是处在同一认识水平线上的。托马斯·曼在给哥哥亨利希·曼的一封信中写道：“有幸经历如此伟大的事情，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难道我们不应对此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吗？”1915年在发表于《法兰克福报》上的《关于战争的思考》一文中，托马斯·曼将自己拥戴战争的想法提升到文化高度：只有德国的胜利才能保证欧洲的和平，只有德意志灵魂的保存和发展才意味着更高的文明进步。

这种思想显然和托马斯·曼在二战时所具有的反专制思想存在天壤之别，其转变过程是耐人寻味的。讲到这里，则必然要论及托马斯·曼和年长他四岁的哥哥亨利希·曼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两兄弟同为德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虽然弟弟托马斯·曼由于获得过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在世俗声誉上始终要高出一头，但是哥哥亨利希·曼则在政治洞察力和社会批判性方面胜过弟弟一筹。亨利希·曼深受法国作家和思想家影响，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人权观念、自由和平等思想对他影响至巨，他显然是把法国民主制作为德国君主制的对立面而加以颂扬。在对待德国君主制的态度方面，他和一战时期拥戴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弟弟已成背道而驰之势。

在《关于战争的思考》一文中，托马斯·曼不仅对自己的民族采取沙文主义的态度，而且称颂其国家形式为“我们的君主制”。兄弟俩的关系在1914年9月18日托马斯·曼给哥哥的一封信之后完全中断了。对于弟弟思想上的幼稚，哥哥痛心疾首，次年亨利希·曼发表《论左拉》一文，该文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最重要的“战斗檄文”。在文中，哥哥不点名地谈及弟弟：“最严峻的考验开始了，它迫使有思想的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做眼下的胜利者，或者为永久的事业而奋斗……”手足之情使这场争论变得格外纠结和真诚。尽管两人都非常痛苦，但都毫不犹豫地坚持己见，而在措辞上又极力有所克制，比如这种不具名的批评。反过来，托马斯·曼也是一样，他的克制还有一层现实的考量——当时亨利希·曼尚居住在慕尼黑，弟弟显然不希望自己对哥哥的攻击成为慕尼黑警察采取行动的口实。

1917年年底，亨利希·曼曾写信向托马斯·曼表示和解，然而遭到拒绝。亨利希·曼于是再次写信给托马斯·曼，直率指出弟弟问题之所在：“你的激情促使你完成了几部作品，但它也使得你对不合心意的东西完全采取无礼的态度。简而言之，它使你无能力去理解另外一个陌生的生命中的真正严肃性。”差不多四年之后，托马斯·曼终于愿意思考兄长的观点，像青年时代一样，弟弟又一次成为汲取者，并最终朝着人道和自由的道路走下去。

思想转变的复杂历程

托马斯·曼的精神历程只经历了一战后的那一次重要变化，此后他都是人道和民主政体坚定的支持者，而他在德国的遭遇则从另一面证明了他的真诚和勇气。

令托马斯·曼思想转变的因素是多样的，哥哥的言论虽然遭到他的反击，但是毕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是此次重要思想蜕变的背景，应该说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纪德、修阿雷斯和库奇乌斯关于德法文化问题最初的见解也引起他的兴趣。在他们进行的公开讨论的影响下，托马斯·曼第一次对自己提出的国家民族主义合理性是否过时的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通过好友汉斯·赖西格尔的译作，托马斯·曼接触到惠特曼的抒情诗，惠特曼诗中所表现的“深沉的新的人类思想”打动了他：“因为我看得清楚，惠特曼所说的‘民主’就是我们所说的‘仁爱、人道’，只不过我们的概念陈旧一些罢了。”另一方面，右翼恐怖分子日益猖獗的活动则进一步促使托马斯·曼放弃以往的保守主义态度。

日渐清晰和左转的政治态度使托马斯·曼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自然也和他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取得的世界声誉有关），从1922年发表《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讲开始，他的每句言论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在魏玛共和国最初几年，一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人就已公开对托马斯·曼表示不满，随着纳粹势力的日益增长，托马斯·曼遇到的敌对势力也在增长。1930年9月14日，在国会重新选举中，纳粹的票数陡增，为了扭转局面，托马斯·曼挺身而出，同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大厅做了名为《致德国——向理性呼吁》的演说，虽然这不是他离开德国前最后的告诫，但却是最有力最坚决的一次。演讲现场出现了骚乱。演讲后，托马斯·曼被迫由朋友带领，从后门溜出，才得以脱离险境。此后，在慕尼黑住处，托马斯·曼不断接到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威胁要“干掉”他，1932年，托马斯·曼收到一件包裹——被焚为灰烬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显然，寄件人想以此恐吓托马斯·曼放弃对纳粹的批判。次年，德国的局势更加恶化，在希特勒执掌政权不久，托马斯·曼即被迫开始了自己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对托马斯·曼来说，他的精神历程只经历了一战后的那一次重要变化，此后他都是人道和民主政体坚定的支持者，而他在德国的遭遇（书籍遭禁、备受恐吓以及最终被取消国籍）则从另一面证明了他的真诚和勇气。

小说创作不曾偏离正确轨道

托马斯·曼深度介入了政治和社会事务，但当他伏案写作时，他的小说到底遵循着美和文学本身的逻辑……

不过，托马斯·曼之所以成为德国流亡者乃至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线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到底还是和他的文学成就有关，那么考察他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主张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尽管在一战之后的年月里，托马斯·曼深度介入了政治和社会事务，但当他伏案写作时，他的小说到底遵循着美和文学本身的逻辑，他的文学修养和造诣使他清楚地知道，他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得体地安放他的政治和社会热情。他赋予艺术更高的地位：“人类通过诗人将自己的经历用语言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使它得到永存；艺术家的严肃，这种游戏般的严肃，是人类思想高尚的最纯洁、最感人的表现形式。”

晚年托马斯·曼历数了他所处的时代所经历的巨大变革：“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在欧洲大陆称霸，维多利亚英帝国的鼎盛，欧洲资产阶级道德准则遭到非理性的冲击，1914年的灾难，美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德意志帝国的没落，俄国革命，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纳粹在德国的兴起，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东西方反对希特勒联盟。”作为站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文化人物，这些变革尽在他恢弘的视野内。当然，托马斯·曼只是在时事评论和广播演讲中，对这些变革做出了即时的直接的回应。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所有这些只是作为背景存在着，他的那些卷帙浩繁的小说处理的场景，从表面看并不恢弘：《布登勃洛克一家》讲述的是吕贝克望族布登勃洛克家族四代人从1835年到1877年的兴衰史，正如小说副标题所言，这是一个有关家族没落的故事；《魔山》虽然人物众多，但小说人物活动的环境也仅局限于一座高山肺病疗养院；晚年巨著《浮士德博士》则是讲述音乐天才莱韦屈恩悲剧性的一生。也就是说，托马斯·曼很清楚史诗般的小说和真正恢弘的历史事件毕竟是两回事，虽然在思想意识方面他曾误入歧途，但是对于美学意义上小说的理解从来没有偏离过正确的轨道。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托马斯·曼小说创作的轨迹，并不是和他思想认知水平处于等距离的平行线上。当他的思想意识跌入专制和民族主义的低谷时，他的小说水准却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线上；而当他的思想意识在一战后转入进步的民主和人道阵营时，他的小说创作也很难说相应地步入巅峰状态。

事实上，艺术创作总是有一种中性的惰性，激进时它拖在后面，颓靡时它又冲在前方。它有它自己神秘的逻辑，以此和轻佻的时事评论区分开来，并将自己的重心始终倾向于遥远的永恒。

“德国式《红楼梦》”为他揽得诺奖

托马斯·曼（1875-1955），20世纪德国文坛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1901年，以长篇小说处女作《布登勃洛克一家》而声名煊赫，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1924年，以另一部长篇小说《魔山》闻名世界。还著有《浮士德博士》、《绿蒂在魏玛》、《托尼奥·克勒格尔》、《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等作品。

1929年，由于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贡献，“主要是由于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托马斯·曼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有人称《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德国式的《红楼梦》。它描写了一个商业望族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一次又一次生意场上的失败，一桩又一桩错误的婚姻，还有继承人的羸病早夭，他们那精致文化造成的玄虚心态，以及命运的种种嘲弄，最后导致了这个城市贵族家庭的衰败。托马斯·曼曾经写道：“一个古老的家族，它太疲惫、太高贵，它无所作为，无以面对生活，它行将就木。它的遗言化为艺术的鸣响，化为缕缕琴声，琴声浸透着临终者清醒的悲哀……”这部作品带有某种自传色彩，实际上就取材于他家族的家谱与地方志。托马斯·曼于1875年出生在德国北部商业城镇吕贝克的一个世袭商人贵族家庭，父亲是经营谷物的能干商人，母亲是巴西大庄园主的女儿，酷爱音乐。托马斯·曼及兄弟亨利希·曼颇受母亲的艺术气质的影响。其父病逝后，家族的商号随之倒闭。这对托马斯·曼的思想发展形成具有刺激作用，他看到了整个历史的发展趋势，家族的悲剧不过是德国市民社会衰败的象征，所以，他后来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部“市民阶级的心灵史。”

托马斯·曼有三位精神导师：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这三人对他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艺术观有着极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瓦格纳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入，给他以跨界艺术的启蒙，使托马斯·曼以后的小说结构浸透了音乐艺术的表达手法。1933年是瓦格纳逝世50周年，托马斯·曼在慕尼黑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发表了题为《苦难而伟大的理查德·瓦格纳》的纪念演说，反对人们歪曲及滥用瓦格纳的民族主义，呼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个演讲遭到了亲纳粹的几十位文化名人以公开信形式的攻击。随后，他带着讲稿赴比利时、法国、荷兰做巡回演讲，就接到了不宜回国的警告。1936年德国纳粹政府剥夺了他的德国国籍，波恩大学取消其荣誉博士资格，托马斯·曼立刻奋起反击，发表了致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公开信，彻底与纳粹德国政府决裂，同年加入了捷克国籍。从此，他利用自己的国际声望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了一批流亡海外的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