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光遠

　　央行決定，自2016年3月1日起，普遍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以保持金融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坦率而言，這是一次遲來的降準。這是自去年10月23日央行降準之后，時隔四個月之后的第一次降準。這期間的間隔，貨幣政策在常規政策工具上幾乎按兵不動。基于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和刻意回避宏觀政策與“刺激”二字絕緣，降準降息等常規的貨幣政策工具一直到了今天才正式出籠。

　　在我看來，央行在這個時候選擇降準，原因不外乎三點：

　　一是加大政策力度遏制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剛剛在上海閉幕的G20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通過的公報，談及2016年全球經濟面臨的形勢，毫無隱諱地指出：“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和脆弱性加大。此外，對全球經濟前景進一步向下修正風險的擔憂日益增加。”受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1月份的主要宏觀經濟數據仍然不容樂觀，中國經濟仍然面臨極大的下行壓力。

　　二是受資本流出的影響，流動性仍然偏緊。很多人對1月份信貸新增2.51萬億元給予了很多解讀，這個數字遠超2015年1月的1.47萬億元和“四萬億”后首年的1.62萬億元，為單月歷史最高位。考慮到春節因素，1月份的數據盡管創了歷史紀錄，但基于此判斷貨幣政策已經放水并不準確。這次選擇降準，其實是在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對沖外匯占款的減少。人民幣貶值加速了資本流出的速度。盡管之前央行通過MLF、SLF等工具進行對沖，但這依然無法替代降準的作用。

　　另外就是，對抗通縮的壓力。2015年CPI下降到1.4%的低位，1月份的PPI仍然為負的5.3%，已經連續47個月為負數。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陷入了典型的通縮狀態。對于長期以來和通脹做斗爭的中國貨幣政策而言，似乎對通縮的反應有點過于緩慢。再加上民意對貨幣政策寬松的天然的警惕，導致我們的貨幣政策總是瞻前顧后，希望能夠讓所有人滿意，這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在某種程度而言，通縮會引發企業債務實際負擔的上升，導致信心的低迷。相對于產能過剩、杠桿等問題，通縮的問題對經濟整體的影響更大。

　　基于以上，我一直認為，在中國經濟下行和通縮壓力并存的情況下，切記對貨幣政策不要貼標簽。貨幣政策一定要靈活而為，該穩健就穩健，該寬松一定要寬松。面對通縮這個魔鬼，降低存款準備金不等于放水；在整個經濟下行的壓力下，保持適度的刺激也是維持信心之所在。過度的刺激會導致極大的負面效應，但如果一味地強調不刺激，也不是科學的貨幣政策的真正要義。

　　也要承認，降準降息很可能讓中國一線城市火熱的房地產更加火熱，但相對于通縮的“冰冷”，這種負面效應是必須接受的。可以通過其他政策的引導避免負面效應的擴大。降準的目的是為了對抗經濟下行和通縮，絕不是為了給一線城市的房地產火上澆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