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生
今時今日，香港依然隱藏不少「都市炸彈」。
牛頭角淘大工業村的一場火，奪去了兩名消防員的寶貴生命，便揭示了星羅棋布的迷你倉乃是「都市炸彈」。
西環觀龍樓的另一場火，更造成四人死亡，這包括了一家三口，以及毗鄰懷疑縱火他殺兼自殺的獨居精神病漢。這場火，雖沒牛頭角那場般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但卻無疑揭示了香港的另一個「都市炸彈」，就是精神病患問題。
涉精神病患血案時有所聞
其實，精神病患造成的失常血案，一直時有所聞。
最近，德國在一星期內接連發生4宗襲擊事件，造成數十人死傷，當中，至少兩宗的施襲者有精神病記錄。而在日本，一名曾強制接受精神病治療的青年，則持刀在殘疾人士院舍見人斬人，釀成19死26傷。
本港方面，涉及精神病患的傷人或致命事件，基本上年年皆有。
2016年，除了上述所提縱火案外，年初亦有精神病患者，分別在大角咀和元朗「無差別」追斬途人或以刀傷人。
2015年，沙田美林恏一名老翁遛狗時遭人徒手毆打致死，凶徒便疑患有自閉症。
2014年，秀茂坪寶達恏的一家四口，突然被一名七旬精神病鄰居施襲，三母女逃入升降機卻不幸被追上，母親於密室內以身保護兩女時遭狂劈十多刀身亡。
2013年，西環一間安老院，一名患上精神分裂症的86歲老翁，半夜以金屬枴杖狂砸院友面部，院友傷重死亡。
2012年，上水彩園恏原本最后一天上班的保安員，忽然被精神分裂住客持刀追斬，負傷逃生兩層樓期間身中廿多刀斃命。
2011年，將軍澳4名途人分別於12小時內遭精神病漢斬傷，當日區內一度人人自危。
2010年，葵盛東恏一名獨居精神分裂男子，手持軍刀先后在兩棟大廈見人就捅，短短15分鐘內釀成2死3傷，包括了住客和物業管理人員。以上所舉，僅是該年較為轟動的新聞，實際個案絕對不限此數，特別考慮到好些案件未必上報。然而，即使如此，難道上面提及的一宗宗血淋淋悲劇，還不夠多嗎?還不夠嚴重嗎?還不足以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嗎?抑或是，大家已經對此感到麻木：「反正普遍，有何大不了?」
準確釐清精神病定義
近年來，香港社會的確愈來愈關注精神健康問題，政府的資源投放亦愈來愈多;然而，關注的方式卻非針對解決問題，而是傾向隱藏問題，另外投放的力度亦遠未足夠。
「精神病」三個字，近年無疑被大幅「漂白」，這對消除社會歧視，以助精神病患重獲新生，當然具有非常正面的作用;不過，同一時間，將高風險患者包括有嚴重暴力傾向或嚴重刑事暴力記錄的，與一般低風險患者混為一談，一律皆以「精神病」三個字一概而論，卻令公眾難以聚焦討論及針對管理有關風險。
政府資料顯示，醫管局於2013年接獲的精神科專科門診就診人次，便高達77.5萬，幾乎相當於全港人口的10%，而由醫管局照顧的精神病患個案，亦多逾20萬人，兩個數字無疑使社會嘩然，甚至產生「精神病很普遍」「精神病只是都市病」「你和我，分分鐘都是精神病患者」等印象。
可是，這個「精神病」的定義，其實包含着程度之分，查醫管局的分類便包括了嚴重精神病、情感性精神病、與壓力有關的精神病、學習障礙、使用精神活性物質而引起的精神病、與生理紊亂和身體因素有關的行為綜合症、人格障礙等。
打個比方。有人忽然打噴嚏，當然可理解為一般鼻子癢，但也可理解為普通傷風，嚴重一點可理解為感冒，再嚴重的話更可是沙士。當前問題是，鼻子癢與沙士，在社會認知的分類上被列作同一「噴嚏」類別。現在嚴重精神病患，亦與學習障礙之類，竟然一同被社會歸納為「精神病」類別，其結果，當然是大大模糊了公眾對精神病患的認知。
當然，沙士患者必然危及公眾，甚至必須隔離處理;但嚴重精神病患則未必，不一定對市民構成危險。的確，嚴重精神病患絕非百分百都會持刀斬人，也不見得一般人的傷人謀殺比率會較精神病患為低。但正如不是每一個迷你倉都會爆發火警，又是否意味相關隱患可以完全抹去?畢竟，精神病患與一般人不同，尤其見諸動機和施襲模式，此所以出現不少「無差別」和嚴重的傷人謀殺情况，亦所以上述德、日血案也一度令人聯想到恐怖襲擊。
誠然，不要歧視精神病患，絕對是道德正確的社會教育;惟同一時間，也不要輕視嚴重精神病患對社區構成的風險。
所以，實有必要準確釐清「精神病」的定義，尤其要將特殊的、高風險的患者區別出來，好使社會大眾能夠充分認知，不要繼續誤將「精神病」三個字等镕視之。
醫護供不應求問題嚴峻
事實上，醫管局資料顯示，全港嚴重精神病患大約有4.5萬人——當中，包括了有嚴重暴力傾向或嚴重刑事暴力記錄者(可惜，文件并無提供該實際數字)。
對此，政府究竟有何相應政策?
或者基於人權及人道原則，國際做法已避免使用昔日的精神病院監護模式，轉而采取醫院及社區護理并重的方法，是故許多大型精神病院都已關閉并成歷史。香港亦然，不過，卻有點東施效顰，在條件尚未許可的情况下就急於仿效，甚至根本不夠人手去落區跟進每一嚴重精神病患——試問，這又怎能有效管理?
對比全港20.5萬精神病患及4.5萬高風險個案，首先，以監護模式看，現時醫管局的精神病床位只有4000張左右，每年僅能照顧到1.4萬名病人，至於社署方面，針對精神病患的長期護理院、中途宿舍、輔助宿舍三者的名額，合共亦僅涉3000多個——鳳毛麟角的床位和宿位供應，無疑意味很大部分的精神病患都是采取了社區護理的模式，這包括為數不少的嚴重個案。
某程度言，如果醫護跟進服務完善，包括確保居家治療的精神病患定期復診和按處方服藥等，社區護理的問題其實未必太大。可是，這個環節的供不應求問題亦極之嚴峻。
針對高風險患者，即有嚴重暴力傾向或嚴重刑事暴力記錄的，醫管局已特別設立危機介入小組專門應對，可惜，由醫、護、社工擔任的個案經理僅得數十人，并只能照顧到一兩千個案，照顧效能可謂非常有限。至於針對「等而下之」的嚴重精神患者，則遲至2010年，即發生上文提到的葵盛東恏慘劇之后，當局才推行個案管理計劃，實施初期服務僅能覆蓋全港18區的其中3個，而迄今亦恐不夠應付全港所有嚴重精神病患。同年，社署亦在各區成立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雖然至今服務人數超過4萬人，但對象僅為低風險的精神病康復者和懷疑精神有問題人士。可以看到，本港醫護供不應求的問題非常嚴峻，亦可預期，不少精神病患都缺乏妥善跟進。
香港近年實已大增精神健康服務的投放，但與英、澳等地相比仍存龐大差距。立法會文件顯示，截至2009年，英格蘭和澳洲兩地的精神科醫護人員數目，以每一萬人口計算，精神科顧問醫生有0.4至0.8個，精神科護士或註冊護士約有5至8.6個，臨床心理學家則有0.7個至1.3個;反觀香港，直至2012年，雖然已見增加人手，但每萬人口仍僅得0.46個醫生提供精神科服務，當中尚嫌濫竽充數包括非精神科醫生，至於精神科護士和臨床心理學家，更分別僅有2.9個和0.075個，亦即只及英澳的一半甚至廿分之一!
所以，當務之急，乃是繼續增加資源、增聘人手，從而不斷填塞社區護理供不應求的缺口。岔一筆說，如果立法會早前通過了醫委會改革方案，在引入海外醫護方面必然容易一點;始終，香港難以像魔術棒般，一時三刻產出太多精神專科的醫護，查2012年末全港提供精神科服務的醫生有334個、臨床心理學家有54個，比較3年前分別增加了46個和17個，顯示單靠本地供應實在極微極慢。
當務之急：續增資源
惟無論如何，社區護理還是潜藏風險。一方面，親友未必懂得照顧精神病患，更遑論獨居的病患，另方面，居家治療亦可能對病患身邊的人造成影響。
事實上，上文所引的血案中，首當其冲的遇害者，往往都是病患的家人和鄰居，其次就是社區內的其他人，而涉及地點則多在基層密集的公共屋恏(嚴重精神病者一般收入較低，故多居於此)。
非常不幸，2012年秀茂坪恏便有宗血案，一精神病漢疑因妻子勸說服藥而突然發狂，先后斬死其妻及斬傷兩女和契媽。剛剛發生的西環奪命縱火案，起因則是獨居的精神病漢被投訴收音機聲浪過大。凡此種種，均說明精神病患在居家護理及融入社區等方面的問題。
其實，早於2010年葵盛東恏血案之后，醫管局曾經就此發表檢討報告，一大建議乃引入「社區治療令」，即針對病情嚴重但未至入院的精神病患，規定必須按時復診、與家人同住、接受社康護士家訪等，否則就要強制入院。當時，有意見認為，由於立法需時，加上資源尚未配合，所以一直懸而未決——惟直至6年后的今日，「社區治療令」的實行依然杳無音訊。
的而且確，「社區治療令」未必是靈丹妙藥，因為現行法例已經賦予當局一定權限處理高風險精神病者。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第31條，醫管局實已被賦予權力向法庭申請，將高風險精神病患羈留到精神病院。可是，或許基於床位不夠，每年入住精神科病房的人次僅約1.2萬左右，而入住者甚至最短住院數天便會出院，過去年均出院人次便有1.6萬。
所以，最后的最后，針對精神健康問題的當務之急，就是必須解決供不應求的大問題，這實乃一切的大前提。有謂巧婦難為無米炊，不管推出什麼政策，由引入「社區治療令」，到要求精神病人出院后提供居住狀况，以至建立精神病患疾病資料庫等等，如果沒有足夠的醫護、沒有足夠的資源，也必陷入無兵之將、無糧之師的窘態。
說到底，精神病患沒有原罪，正如沙士病患一樣，最佳應對是爭取圓滿治癒，其次乃控制病情，減輕對社會的影響，至於長期隔離則只應作為訴諸最后的下策。不過，如果未能夠治癒高風險精神病患，又沒妥善措施確保其復診服藥，而最后又不實施隔離的話，就無异於將「都市炸彈」掃入地毯底，只能心存僥幸寄望不要在自己身邊爆炸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