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ASTD 评估以及其中关于农业科技发展方向的争论
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在2005-2008年间由来自各国政府、学术界、产业界(产业界在报告发布前三个月因为种种原因宣布退出)和公民社会的专家们共同参与，四百多学者共同执笔，于2008年形成了评估报告。该报告是至今为止对全球农业最全面、最系统的一个评估，被中国等五十多个国家共同通过。报告试图探讨的大问题，就是农业向何处去，在总结过去五十年的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展望未来五十年人类应该如何养活自己，如何推动农业科技为减少贫困、改善农村生计服务，向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2012年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将“农业科技”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和《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报告》的宗旨不谋而合。
对转基因技术如何评价，是评估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持各种不同看法的专家在评估过程中激烈交锋，甚至到达了白热化的地步。除了对转基因技术本身的评估， 谁拥有和控制技术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少专家关注的焦点。在过去二十年中，农业研发公共投资的比例不断减小，农业研发越来越多的被跨国公司主导。那么，跨国公司所擅长并倡导的农业科技，是否适宜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是值得考虑的。评估建议加强对农业研发的公共投资和公众利益导向。 和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里所强调的“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 “稳定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相当一致。
就转基因问题，组织者们为了涵盖多方面的观点，做了大量协调，评估中既包括了正方支持转基因可以增产增收的研究和文献，也包括了反方对生物安全性、转基因是否针对小农需求等问题的质疑和相关文献。
评估指出，现代生物技术(指转基因技术)在密闭环境下已被广泛采用，例如，2000年人造酶市场达到15亿美元;而该技术在非密闭环境下的应用(比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存在争议。例如，有数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在某些地方增产10-33%，而在另一些地方产量下降。评估还对转基因密切相关的专利问题讨论，指出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相关专利可能增加成本，限制种子保存和交换，限制相关独立研究，以至于损害当地粮食安全和经济可持续性。 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于2008年发布《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报告，2009 年发布《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的专利调查报告，可以说是为评估中相关论点提供了一个注脚。
评估的相关结论是：通过进一步将农业知识与科技转到以农业生态科学为主，将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同时维持和提高生产率;农业目前和未来面对的许多挑战，要求以更具创新性和综合性的方式应用现有的知识和科技(正规、传统和基于社区)，以及采取新的农业及自然资源管理模式。
以农业生态学为主的可持续农业科技成功案例及其启发
何谓以农业生态学为主，更具创新性和综合性的方式应用现有知识和科技，下文将叙述三个在中国已经有相当推广规模的成功案例。
1. 多样性混栽持续控制水稻病害
1996年云南农业大学、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单位提出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持续控制水稻病害的研究项目。根据水稻品种抗性遗传背景、农艺性状、经济性状、当地栽培条件及农户种植习惯，以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教授为首的科学家团队进行品种选配和混栽：每四排或者六排杂交稻，栽一排传统稻。由于不同品种不同的抗病性能和农艺性状，极大的减少了因稻瘟病和倒伏引起的产量损失。从1998年到2003年，累计示范推广981 433公顷，有效地控制了稻瘟病的流行。 据四川和云南的统计，减少农药使用80%以上，杂交稻增产6.74-9.39%， 传统稻种增产61.1%-117.4%。
该技术实现了短期和长期收益的完美结合。从短期看，农民平均每亩收益增加100元以上;从长期看，该技术促进了保护传统地方品种，有效的保护了水稻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大量传统品种的快速流失，使得将来的育种工作(无论是常规育种，还是转基因育种)面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危险;所以保护传统地方品种对农业科技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该技术正在进一步推广和实践中。同时，以云南农业大学王云月教授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团队正在扩展相关研究，就如何利用水稻、大麦、玉米和蚕豆多品种混栽控制病虫害展开研发和推广。
2. 水稻强化栽培技术
水稻强化栽培技术体系是一种新型水稻种植方法，主要特点包括：早移栽，稀植而非密植，稻田只需保持湿润，或者干湿交替，而不需长期淹没。在其发源地马达加斯加，有农民亩产高达1400公斤，达到甚至超过了中国正在研发中的超级稻的产量。水稻强化栽培下单株产量大幅度提高，但其增产的具体机理还在研究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我们对农业生态学和增产机理的理解还非常有限，迷信基因决定一切显然是无知的。
水稻强化栽培经过改进后在中国某些省区已经有相当的推广。到2007年止，四川和浙江推广超过433，000 公顷。2009年四川省推广超过25万公顷，平均增产20% 左右，同时研究表明节水45%-65%， 这对水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意义重大。 使用强化栽培技术的植株根系更发达，所以对抗暴雨或干旱的能力更强。正如中央一号文件所指出的，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深，我国耕地和淡水资源短缺压力加大。随着干旱和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发和严重，研发和推广这类节水并能够加强作物抗旱抗涝能力的栽培技术显然更为重要。
3.以测土配方、分时施肥为中心的高产高效土壤-作物体系
长期过度施用氮肥造成的土壤酸化，是对中国农业可持续生产的巨大威胁。为此，以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教授为首的科学家团队建立了作物栽培、植物营养、土壤等多学科紧密结合的研究平台，以图破解作物产量与资源效率协同提高的科学难题。在现阶段，以测土配方、分时施肥为核心的水肥综合管理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在减少化肥用量的同时增产。三大粮食作物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体系已经建立，并在110个主要农业县进行示范验证。300多个试验点的结果表明：与农民习惯相比，该体系平均增产10.8%，氮肥生产力增加13%。
上述三个案例表明，以农业生态学为中心的可持续农业科技的增产潜力至少可以和转基因媲美，甚至远超过转基因。但另一方面，可持续农业科技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一些成熟的技术推广阶段也常常遭遇制度失灵或者市场失灵导致难以推广，值得我们深思。在过去十余年里，政府一定程度上被误导迷信转基因高科技，导致农业科研投入过分集中于转基因研究，而一些有同等潜力，甚至潜力更大的可持续农业科技方向，因此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投入。
笔者采访的一位四川教授说他很感激本世纪初拿到的某个科研基金，连续给了四年，他们在这四年里做出了很好的大田试验的结果，于是他们改进的某技术被列为省农业厅重点推广项目，从此每年推广数十万公顷，平均增产20% 左右。 追问他这个基金多少钱，回答每年二十万而已。 每年二十万，比起某些转基因科研人员据说每年上亿的科研基金，真是零头的零头。 更让人不解的是，他所在的某大学水稻研究所， 三四十个科研人员，从前每年科研经费七八百万。这个所里也有人搞转基因研究，全所科研经费这几年一下子上升到两千多万。 当然，新增的钱大都是投给转基因的。尽管他做出了比转基因好得多的增产20% 的结果，他还是继续带着他的学生们以真正服务农民的雷锋精神尽量把他们相比之下相当可怜的科研经费花在刀刃上。 这位出身农民的专家，认为政府给科研人员的待遇已经不错，所以，不要打太多个人的小算盘，认真服务农民是他分内该做的。 但是，他能招到好学生吗，能留住好学生吗?这样真正服务农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专家，将来后继有人吗? 毕竟，如果政府农业研发投入过分偏向转基因的现状不改变，跟风转基因的利益诱惑太大。
Jack Heinemann 教授做为转基因科学的研究者，认为即使解决了安全问题，转基因也不可能一枝独秀解决农业面临的挑战。其实，国内也有转基因研究者持类似观点。在2010年3月的一次可持续农业会议上，我有幸见到了香港浸会大学植物生理学家张建华教授--《自然》杂志(Nature)2008年12月文章“五位可改变世界的农作物研究者”，张建华是其中唯一来自亚洲的。做为节水农业的专家，张教授也在进行转基因抗旱作物的研发。说起民间讨论中对转基因技术的过分妖魔化，他摇头叹息;但说起国家对转基因育种的投入是常规育种的上百倍，他同样摇头叹息，说这同样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他在国家召开的相关会议上也曾试图提过意见。 可惜，象他这样有良心负责任的转基因科学家不多; 国内不少转基因科研人员，其行为更像是急于推广产品的商人。其实，240亿的转基因专项，如果转而投向任何一个特定农业技术方向，也同样是值得质疑的。把大量鸡蛋集中到同一个篮子里，是赌博而不是合理的科研投资。
结语
转基因问题无疑是国内目前关于农业的最热点问题。但无论民众和政府，都不应该局限于这个问题，而是当把眼光放长放远到农业的长治久安这个更本质的问题。二十世纪的农业绿色革命养活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但其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更加凸显了现有农业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本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2012年的一号文件，深刻阐述了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和政府的积极应对。粮食安全既然是公共品，除了政府和农民，还需要每一个消费者承担自己的责任，为我们长期的粮食安全买单。从过去三十年的物价指数来看，粮价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远远低于CPI上涨幅度，这其实是对农民的隐性剥削。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年三大粮食作物每亩平均利润仅192元--其中稻谷每亩251.20元，小麦150.51元，玉米175.37元，也就是说一家十来亩地种一年的收入不如打工一个月的工资。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二十年后谁来种粮的问题并不是杞人忧天。为了缓解这个问题，政府自从2008年以来极大的提高了对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支持和补贴，以至于出现了原粮和产品粮倒挂、产销倒挂、国内外倒挂等反常现象。同时，由于产销倒挂，对于花费了大量财政补贴和生态代价得来的粮食消费者并不珍惜。 其实，随着种田成本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粮食和农产品价格适当上涨理所应当。粮价上涨可能对低收入阶层比如城市低保人群有所冲击，政府可以通过定向补贴的方法解决，比如提供购粮补助金、食品券，或者定向供应平价粮等方式。从宏观数据来看，中国目前肥胖人口达3.25亿人，而且粮食浪费量巨大。都说明低收入阶层之外的大量人口应该而且能够承担得起更高的粮价和农产品价格。同时食品价格上涨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流通领域，尤其是进城最后一公里，政府想要控制食品价格和CPI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 给农民的地头收购价，应该而且必须提高。我们对农民的同情，不应该停留在廉价的口头表述，而是真正尊重农民的劳动，为农产品支付合理的价格。
只有在农民、消费者和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农业的长治久安才有可能实现。
(文佳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三世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