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明的中醫治病，能使寒者熱之、熱者寒之，使微者逆之、甚者從之……「恰到好處」幫助病人達至身體的平衡。對中醫看病的方式，一些人認為無非把脈看診然后或湯藥或針灸或推拿按摩，對其中的道理卻不明所以。使得人們困惑的現象還有：同一張方子，張三用之病癒，李四卻無效;同患咳嗽，他和她居然要喝下不同的湯藥，結果居然都好了;同一場劇烈的頭痛，上次靈驗的偏方這次竟不管用了……如此不能「复制」的療效，亦成為叫囂取消中醫人士的把柄與口實。近期深圳圖書館與正安聚友會聯合舉辦的中醫藥文化講壇上，深圳名中醫吳永剛做了一場《中醫是如何開方的方劑學的價值》講座，從方劑學的角度，剖析中醫診病過程、遣方用藥之道，并闡述其中蘊含的中醫整體論治和辯證施治的思維，對上述疑惑是頗為有利的應答。香港商報記者林濤

　　方劑形成過程

　　是醫生動態的思維過程

　　方劑又稱「醫方」「藥方」「湯方」。方有法、術之意。吳永剛說，通俗解釋，方劑就是處方，包含藥物、藥量、劑型、用法等，給患者治病。有人將方劑學稱為中醫處方學，也不無道理。「但從醫生的角度看，方劑的形成是醫生大腦思維的過程，是理法方藥展示的過程。」其中的內涵相當豐富。中醫看病時，首先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采用六經辨證、臟腑辨證、經絡辨證、衛氣營血辨證等等各種辯證方法，獲得核心病機，再據證立法，依法遣方，最后將藥寫於紙上就是方劑(處方)。一個懂中醫的人從方劑中看到的不只是「藥」，除了藥物、藥量，他能感受到醫生整個診病的思維過程。

　　「這種醫者大腦動態思維的過程，通過方劑體現，是辨證論治的真實寫照，好壞對錯流於紙上，自可明鑒。用文字表達出來，就是我們常說的醫案，醫案最能反映醫者的真實水平，是臨證醫生的試金石。只可惜，現如今囿於各種因素已很難看到真正的醫案了。充斥的多是病案過后的經驗總結(稱為按)，很難窺見真實的診病過程。

　　吳永剛展示出一幅清代大醫龔大夫撰寫的醫案，他說，過去的大夫常將醫案寫在處方箋上，證法方藥一目了然。這樣的處方拿到藥店取藥藥價很高，而未有醫案的處方稱「橫方」，藥店往往低價售藥。

　　方劑凝結著

　　患者那一刻「證」的外現

　　西醫診病稱為臨床，中醫診病叫臨證，可見「證」在中醫所處的地位。就診的患者無論表現出怎樣的症狀，中醫關心的第一步是捕捉病機，就是「證」。「證」藏於患者體內不顯象於外，所謂：「有諸內必形諸於外」。中醫通過患者外在的症狀體徵捕捉內在病機(證)的過程稱為辨證，「辯證施治」是中醫最核心的精髓之一，隨后的遣方用藥過程，始終圍繞「證」的變化而變化。

　　所以，在吳永剛看來，一首給予患者療疾的方劑，最終是根據患者內在的「證」而制定的。每個醫者的臨證水準差异、用藥習慣不同，體現在處方上藥味會有變化，同一個人同一種病，不同的中醫會開出不同的方子，「但只要你據證立法，依法遣方而用藥，總不會有大的偏頗。」

　　實際上，處方上的藥味反應的是證，法方藥只是一個過程。「證」變藥亦變，隨著證的變化方劑也在變化。所以，常常於臨床上見到高明的中醫大家，臨證遣藥時信手拈來，論治已越過了以法選方的過程，下意識的直接對證用藥。他們論治功夫嫺熟，對於藥性的把握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這絕非一日之功。這也應了古人那句話：「有是證，用是藥」。

　　方劑所凝結的是患者就診那一時刻「證」的外在表現。

　　方劑學核心：

　　治法與方劑配伍規律

　　在中醫兩千年的發展中，方劑的數量與日俱增，目前確認最早的方書是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載方283首。朝代更迭，方劑數量不斷攀升，明代編纂《普濟方》，方劑數量已達61739首，至今人編輯《中醫方劑大辭典》，收錄方劑96592首。如此龐大的數量且不說精研，就是泛讀一遍恐怕也要白了頭，讀懂每一首方并能得心應手應用更是難以企及。好在歷代名家在制定方劑時遵循了一定的制方規律，掌握這些規律性的東西，也就把握了制方的精髓，在臨證中可以舉一反三，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方劑學中提供給我們最有價值、最切合實際的核心理論是『治法與方劑配伍規律』。簡言之，就是『治法與遣藥組方』。」吳永剛總結道。

　　其實從方劑發展的歷史看，是先有「方」后有「法」。早期多是治療原則，尚無具體治法。《內經》中提到的「實則瀉之」「虛則補之」「急則緩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寒因寒用，熱飲熱用」……就是治療原則，至今仍指導臨床。后期治法的出現，為制方提供了遵循的模板，當首推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此書載方200餘首，一方體現一法，使抽象的治法用藥物表現更為實體化，所以《傷寒雜病論》被稱為「方書之祖」，后經歷代醫家不斷完善，形成今日細緻入微的各種具體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