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１０月２６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黄深钢）２５年之后，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终于寻找到曾资助他在大学时代完成一次跨省考察的“廖厂长”。在不久前吴晓波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起的“廖厂长”，感动了千万读者。双方的见面，印证着理想主义火苗代代传承、香火不灭。

 

    “廖厂长”廖群洪一开始也是体制内的人，后来悟出“中国的出路在办实业”，于是在１９８８年离开机关开始创业。并在自己月工资只有２００元的情况下，赞助了素不相识的大学生吴晓波一行７０００元考察费，要求只是“希望你们的考察报告我也能看一看”。

 

    ２５年之后的廖厂长，担任着长沙市涟源商会副会长，而媒体的报道甚少涉及他的企业经营情况，这种报道方式似乎暗示，如今的廖群洪可能并不是众所周知的成功商人，仍是一名普通的企业家。而当年他资助的一行人中，不少已经在行业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２５年后的相逢，吴晓波和涟源商会各拿出１００万元成立了“青年创业公益金”。这样的重逢符合社会普遍默认的某种逻辑方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双方共同发起的公益金体现着廖厂长、吴晓波将理想主义信念的火种传递到了更年轻的一代。

 

    故事发展至此，记者一面感动，一面不禁在脑海中浮现出“钱学森之问”。当年，钱老问的是“学校为何培养不出人才”，如今的“吴晓波之赞”同样令人感慨，为什么“廖厂长”还是当今社会的稀缺品？

 

    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十分强调的一个观念是“义利并举”，但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以来，客观地说，我们的商品经济发展速度和商业伦理发展速度并没有形成正相关的联动体系，一些重大的食品、药品等质量大案爆发的背后，更彰显出商业伦理被某些企业、商人弃之如敝履。在不少人看来，只有赚到钱才是商场圭臬，而“理想主义”仿佛是“傻子”的同义词。

 

    所以吴晓波几十年来“记不住采访过的许多大老板，但记住了廖厂长”，这赞许背后，又何尝不是委婉的批评？

 

    这几年，中国商业的另一个宏大命题是“中国何时出得了乔布斯”？许多共同的答案指向性是清晰的，即：改变填鸭式基础教育，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机制。但在具体落实层面，仍面临一大堆改革的难题和阻力，有些甚至是纠缠几十年的老问题，改变难以一朝一夕产生效果。

 

    个人认为，要解答“钱学森之问”、“乔布斯之问”，首先便应该读懂“吴晓波之赞”、“廖厂长之义”--在我们这方土地上，要培育和鼓励诞生出一批又一批的“廖厂长”的氛围，推动一批又一批的“吴晓波”成长，代代传承，不要急于一步登天，才能稳步走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实际、又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市场经济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