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健

　　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簡政放權改革迅速破題。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答中外記者問時表示，“簡政放權是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的利器，是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

　　他說，權力是雙刃劍，用得好可以為人民辦事，用不好也會誤民誤事，甚至滋生腐敗。

　　如何給權力戴上“緊箍”、塗上“防腐劑”?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能給市場做的要盡量還給市場。這是11月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再次為簡政放權改革定的調。

　　自從本屆政府成立，李克強就將簡政放權作為改革的抓手。統計顯示，簡政放權改革推行一年多來，先後有632項行政審批事項被取消和下放。

　　簡政放權是制度性反腐的重要一步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過多的行政審批不但幹預市場阻礙改革，同時也是滋生腐敗的溫床。”

　　簡政放權破腐敗溫床

　　權力的邊界、權力清單等詞彙不斷被新一屆政府所引用，而在另一邊，不斷有貪官利用權力尋租，非法獲利而被查處的新聞傳出。

　　在當前反腐加力的大形勢下，進一步推動簡政放權，才是降低腐敗“高風險”、預防職務犯罪的治本之策。減少官員以權謀私的機會，需要依法嚴格界定並控制政府權力的邊界，將不應當由政府行使的權力下放。

　　梳理官員由“人民公仆”到腐敗分子的蛻變過程便會發現，他們雖表現各異，但多有相似之處，那就是權力濫用。

　　從項目建設到征地拆遷，從土地出讓到規劃管理……常常可見掌權之人肆意插手，導致“發展高地”淪為“腐敗窪地”。這表明，反腐敗既需要重拳懲治，也需要源頭治理。

　　以往政府很多審批權，可對企業經營造成根本性影響，同時也就為行使權力者尋租營造了溫床，並且，很多行政處罰權力往往存在相當彈性的自由裁量空間，這就給權錢交易留下了空間。

　　最高檢反貪汙賄賂總局局長徐進輝10月31日介紹，今年最高檢共查辦國家發改委受賄案11案11人，其中國家能源局5人、價格司5人、就業和收入分配司1人，價格司領導班子多數涉嫌職務犯罪，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家中搜查發現現金折合人民幣2億餘元。

　　從這一背景來觀察，簡政放權內涵無疑更加豐富，所謂“放權”，即指政府要從具體社會事務中抽身，把主要精力放在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上來，減少對微觀市場的幹預，進而釋放市場和社會活力，並遠離權力尋租的陷阱。

　　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修訂了政府核准的投資項目目錄，改革工商登記制度，減少、整合財政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大力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清理並取消資質資格許可事項和評比達標表彰項目。

　　除此之外，國務院還全面摸清並公布了國務院部門正在實施的行政審批事項，開展了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清理工作，並嚴格控制新設行政許可。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我們將繼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力爭用兩年時間完成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的5年任務，釋放市場的潛能和發展的動力。如果說簡政放權是先手棋，那么制度建設就是連環炮。

　　奠基法治政府建設

　　去年3月，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提出反腐倡廉工作的“六大要求”——簡政放權、管住權力、管好錢財、政務公開、勤儉從政和依法促廉。

　　而在今年的廉政會議上，李克強同樣提出了六大要求，其中簡政放權被作為重點措施列入其中，強調要堅持“放”、“管”結合，重規則、重機制，使監管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十八屆四中全會明文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

　　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夏勇撰文指出，公權者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好的事，加之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腐敗奢靡之風滋生蔓延，抑制了社會活力釋放，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發展，這就決定了改變治理規則要從放權賦能起步，走向法治也要從放權賦能起步。

　　本屆政府成立以來，已經四次一攬子修改行政法規63部，廢止3部，三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修改法律22部。此次修法重點是從法規中刪除行政審批的相關規定，從法律層面徹底取消行政審批項目，激發市場活力，為企業“松綁”。

　　10月24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黨組會議，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研究部署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工作。

　　會議提出要繼續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加快建立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讓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務水平。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全國多地都在進行此項工作，山東省常務副省長孫偉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山東省將於年底前公布省級行政權力清單和運行流程圖，明年一季度公布市縣行政權力清單，從而實現“行政權力進清單、清單之外無權力”。

　　山東正全面“清權”，實行公開清單式管理。在行政審批清單方面，目前山東省直46個部門已公布523項行政審批項目，市縣也將於年底前全部公布，“未納入目錄的行政審批事項一律不得實施審批”。

　　正如中國法學會理事肖北庚說，在法治狀態下，政府的職權、組織架構、職能、職責等都是法定的，不能超出法定范疇。政府過去在市場監管上，行政幹預有點多，這特別表現在行政審批上，所以我們的市場機制還有待充分發揮作用。

　　他說，如果政府能夠做到在規定的權力范圍內依法履職，那么就會走到陽光政府、服務型政府的位置上，所以關鍵還是控權、依法履職。

　　在夏勇看來，公權者必須堅持依法全面履行職能，做到“法定職責必須為”，才能有效克服權力濫用和越位、錯位、缺位，最終跳出“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法無授權不可為”等法治要求也才會具有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