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廣東省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習仲勳傳達了中央同意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圖為習仲勳和葉劍英、許世友、楊尚昆手挽手走進會場。 (人民出版社供圖/圖)
原標題：《改革開放元勳畫傳叢書》透露的曆史細節習仲勳廣東改革歲月
“不能把外流的群眾當作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
“現在看來，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思路，正是在反偷渡外逃過程中形成的。”
習仲勳和任仲夷在廣東時間都不長，“但他們的貢獻是一種曆史轉折時期的關鍵作為。”
“外交部長我不當，但我可以給你當好‘內交部長’，協助你做好統戰工作。”上世紀50年代，習仲勳初到政務院工作，周恩來總理有意讓他兼任外交部長，沒想到習仲勳堅決不接受，他甚至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就是開除我黨籍我也不幹。”
這是《習仲勳畫傳》一書中最新披露的曆史細節。2014年12月9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改革開放元勳畫傳叢書》座談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畫傳叢書》聚焦“改革”，第一輯除《萬裏畫傳》尚在送審中外，其他四位習仲勳、穀牧、任仲夷、項南的畫傳均已陸續出版。
每部畫傳都有兩三百幅圖片，六七萬文字，記錄了傳主從革命年代到改革年代的一生。“專題策劃始於2010年，第一輯推出五位人物，跟此前南方周末報道的‘改革八賢’有共通之處。未來還將出版第二輯。”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萬裏是農村改革的倡導者，習仲勳是廣東改革開放開創者，穀牧則是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者和組織者，任仲夷和項南屬於地方改革先鋒。”
在12月9日舉行的出版座談會上，習仲勳之子習遠平回憶起十多年前，他曾陪同父親探望病中的原廣東省長劉田夫。在去廣州的旅途中，習仲勳對習遠平說，“改革開放不是一個人搞起來的，我在廣東能夠打開局面，也是因為身後有許多像劉田夫這樣的同志堅定支持我工作。
深圳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室主任袁曉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不是習仲勳那么思想解放，廣東不會這么早對外開放，也不會建立經濟特區。”
《習仲勳畫傳》 (南方周末/圖)
“不能把外流的群眾當作敵人”
“我父親是1978年4月5日離開北京南下主政廣東的，書裏有一張照片，是我們在機場為父親送行時拍攝的。”習遠平回憶，當時父親已經65歲，作為全國政協五屆會議的特邀委員，習仲勳從河南到北京，參加了這次會議，這也標志著他16年接受審查的歲月正式結束。不久，習仲勳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南下主政廣東。4月6日，在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習仲勳表示：“北方水土養育了我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時任惠陽地委副書記兼寶安縣委書記方苞回憶：“他(講話)沒有用稿，因為‘文革’以後所有領導人講話都用稿。我就覺得這位同志性格非常豪爽，廣東這樣就有希望了。”
黃靜波是習仲勳主政廣東時向中央要的第一位幹部。“他本來已經安排到吉林省工作，正准備去報到，我父親一聲召喚，他就跟隨我父親來到廣東。先後擔任廣東省委革委會副主任和副省長等職務，為廣東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習遠平透露，幾天前，受母親齊心委托，他剛剛參加了黃靜波的遺體告別儀式。
“父親剛到廣東，中央給他的任務是肅清‘文革’流毒、平反冤假錯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解決廣東存在的各種問題。”習遠平說，葉帥在父親臨行前語重心長地交代，“廣東毗鄰港澳，表面穩定，實際問題多多，你去之後，要根據廣東實際情況，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
事實上，習仲勳上任僅一個星期，81歲高齡的葉劍英就到廣東視察。在聽取習仲勳的工作彙報後，葉劍英以六言相贈：“深入調查研究，穩妥制定計劃，及時報告中央，按步執行實施，分清輕重緩急，注意保密安全。”
當時廣東的突出問題是偷渡外逃嚴重。1978年夏天，習遠平利用暑期去廣東看望父親，其間曾和母親一起到訪過寶安縣，也即現在的深圳。他們在粵港邊界的沙頭角看見，邊防軍帶著狼狗押送偷渡外逃群眾，景象慘烈。
習仲勳了解到的情況還要嚴重。他一到廣東，就去毗鄰港澳的幾個縣考察調研。回來後，他在省委常委會上說，“我們不能把偷渡外逃當做敵我矛盾。香港、澳門也是我們的領土。群眾日子過不下去往那邊跑，只能叫‘外流’，不能叫‘外逃’。”他還說，關鍵問題還是要發展生產，迅速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然他們今天不跑，明天還會跑。“他當時講了一些話，連參會的新華社記者都不敢記錄，生怕父親的言論惹出麻煩。”習遠平回憶。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工作帶來極大困難，在很小的房子裏就擠進去一兩百人，坐都坐不下。1979年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已超過10萬人，比上年全年總數增加了一倍。習仲勳對屬下說：“不能把外流的群眾當作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
“他從反思當中提出來，廣東要向中央提出來要特殊政策，要先走一步。”時任廣東順德縣委書記黎子流回憶說。
1979年中央決定在深圳等地試辦特區，“生產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偷渡外逃”風潮慢慢消減。
“現在看來，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思路，正是在反偷渡外逃過程中形成的。”習遠平認為。
1978年8月5日，習仲勳在廣東惠陽調研。 (人民出版社供圖/圖)
離開廣東時，習仲勳給自己約法三章
創辦經濟特區是廣東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
1978年7月，習仲勳到寶安縣城(即後來的深圳)考察，在沙頭角鎮第一次看到“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邊繁華熱鬧，這邊荒涼冷清，不少人跑到香港去就不回來了。習仲勳意識到，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廣東難有大發展，調整經濟的關鍵在政策。
“廣東有一個非常好的條件，就是靠近香港，方便跟香港跟西方做生意。”深圳市委黨校袁曉江教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此外廣東的華僑占全國華僑的三分之二，如果說華僑回來投資，牽一些線，搞貿易都非常方便。當時國家計劃經濟管得很嚴，所以他提出來‘要松綁’，廣東要有更大的自主權。”
1979年4月8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參加中南組討論。習仲勳在主持討論時，鄭重提出了請中央給廣東放權的要求：“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
會議期間，習仲勳還專門向鄧小平彙報在深圳、珠海和汕頭准備建設“貿易合作區”的設想。習仲勳說究竟叫什么名字一時還定不下來，大家認為叫“出口加工區”與台灣的叫法雷同，叫“自由貿易區”又怕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鄧小平對習仲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批轉了50號文件，標志著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起航。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50號文件起草人之一的李灝，在《習仲勳畫傳》中回憶：“我們工作組來的時候，習仲勳同志親自到火車站去接。50號文件的制定，跟習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在工作會議上慷慨陳詞、要求放手讓廣東省去做是分不開的。”
當時非議不少。有人指責，廣東清遠國營企業實行承包制，給職工發放獎金，搞物質刺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習仲勳到清遠實地考察後，大膽在全省推廣清遠經驗，使廣東工業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那時大家都不敢這樣做。”深圳市委黨校袁曉江教授說。
1980年11月，中央決定習仲勳調回北京工作。習仲勳總共在廣東工作了兩年零八個月。在袁曉江看來，從習仲勳一生的貢獻來看，一個是抗戰初期幫助建立陝甘寧“政治特區”，紅軍到陝北時如果沒這個革命根據地，連落腳地都沒有;另一貢獻就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建立“經濟特區”，在廣東“殺開一條血路”。
離開廣東前夕，習仲勳特意對自己約法三章。“第一是一次交班，因為中央曾考慮讓我父親再兼任一段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我父親沒有同意;二是不幹預廣東的工作;三是五年內不去廣東。為什么呢?就是為了讓任仲夷、梁靈光等同志放手去幹。”習遠平回憶。
從此，廣東省由另一位改革者任仲夷接棒。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粵要深思”
原廣州市長黎子流在習仲勳和任仲夷手下都工作過。上世紀80年代初，從中央到地方都三令五申抵制魚骨天線、“香港電視”。緊鄰廣州的順德，卻在縣委內部通過了“關於可以收看香港電視的決議”，並相互口頭傳達。黎子流正是當時的順德縣委書記。
任仲夷到順德視察，專門與黎子流談及香港電視問題。“他問了我一個問題，假如大家都收看香港電視，那么內地的國家新聞、國家大事不就沒有人知道了?”黎子流在座談會上回憶，“我說現在科技那么發達，能不能夠既收看內地的電視，又有選擇地看香港的電視呢?”他想出的解決方案是架設公共天線，由我們來控制哪些重要時刻應該收看內地電視，“一機兩看，有所借鑒、有所抵制。”
任仲夷贊同黎子流的做法，在他主政期間，廣東對自上而下的拆除魚骨天線指令，采取了“一只眼開、一只眼閉”的態度。“任仲夷的貢獻就是在過去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推動了廣東的發展。”袁曉江認為，習仲勳和任仲夷在廣東時間都不長，“但他們的貢獻是一種曆史轉折時期的關鍵作為。”
胡耀邦很支持廣東試辦經濟特區。據《作家文摘》披露，任仲夷赴任前，胡耀邦以成都武侯祠前的一副對聯相贈：“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粵要深思。”胡耀邦將原先的“蜀”字改成了“粵”字，期望他們能審時度勢，通權達變。
廣東初試改革之際，幾位改革先鋒多有配合。習遠平記得，“為了盡快在廣東推開聯產承包責任制，父親當時曾讓我母親和黃靜波同志一起到安徽合肥，看望當時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伯伯，向他取經，因為安徽是全國最早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省份之一。”
12月9日座談會上，萬裏之子萬伯翱剛一落座就開始翻看《習仲勳畫傳》，後來還專門請坐在身旁的習遠平在書上簽字，兩人互動熱絡。
座談會上，習遠平還透露，習仲勳與穀牧交情也非同尋常，“我記得在1997年(香港)回歸慶典上，兩個老人見了面，還互相拿著拐棍來了幾個招式，雖然穀牧叔叔比我父親小一歲，但見面還是叫他穀二哥。”
關於五本畫傳的作者，《任仲夷畫傳》由其秘書李次岩撰寫，穀牧之子劉會遠負責撰寫《穀牧畫傳》，執導文獻紀錄片《習仲勳》的央視導演夏蒙主持撰寫了《習仲勳畫傳》和《項南畫傳》。張振明介紹，書稿完成後先征求家屬意見，並報送中央有關專業部門審稿。
《項南畫傳》、《習仲勳畫傳》增加了許多原創性的史料。兩本書的作者之一央視導演夏蒙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做紀錄片的時候積累了很多口述曆史，加進去是為了增加書的生動性和可讀性。”
至於《習仲勳畫傳》中許多未被民眾關注的照片，“其實在去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習仲勳畫冊》裏就有收錄，但是因為這個畫冊發行量相對小，別人沒有見過。”夏蒙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每本書照片的來源不盡相同，有的是親屬提供的，有的是黨史研究部門或者文獻部門珍藏的，還有一些是親屬和身邊工作同志保存的。”
夏蒙在制作習仲勳紀錄片的時候，還借鑒了一些當年中央新影拍攝的素材，制作成了照片放在書中：“比如，1955年習仲勳宣讀授銜命令的照片，還有一張是習仲勳在窯洞前面的一張照片，像這樣的照片還有好幾幅，都是從電影膠片裏面用數字技術還原的。”
“過去我們沒有做過六七萬字的傳記，傳記動輒就是四五十萬字。”本套叢書特約編審葉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套書屬於普及類型，目的是讓讀者在幾萬字的篇幅裏看出一個人最精彩的地方。”
對於父輩親身經曆和參與的改革開放曆史，習遠平說：“當時的歲月，我們就叫激情燃燒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