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際機構承諾的重大改革拖了整整5年尚未落地，屢屢卡在美國國會的IMF份額改革能否推進？其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經默默展開了行動，尋求繞開美國實行B計劃，推進2010年制定的份額和治理改革。

　　IMF-世界銀行2015春季年會上，IMF副總裁朱民表示，IMF再一次對美國不能批準2010年額度改革表示失望。“與此同時，我們也很明確，我們不能再等美國和國會了，我們已經開始啟動B計劃，會議對啟動給予了認可。”

　　此前，IMF總裁拉加德也對記者表示：“如果國會無法通過，我們必須要尋求其他替代方案，這點奧巴馬總統本人也表示支持。”

　　B計劃究竟是哪般模樣？近期，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喬依德向《第一財經日報》獨家透露，此前拉加德訪華時舉行了一個小型閉門午餐會，拉加德在回答喬依德的提問時透露了兩種潛在替代方案，其核心是——暫不將總份額擴大一倍(意味著美國無需增資)，直接從歐洲國家向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轉移約6%的份額，或者進行特設增資(adhocincrease)，基本接近原先改革的效果，使得中國成為第三大份額國，也提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話語權。

　　美國會頻頻阻攔

　　中國“探花”路漫漫

　　要說B計劃，就必須先理解被擱置已久的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的“本來面目”。

　　根據《IMF協定》，重大事項由70%~85%特別多數票決定，發達國家在IMF中擁有半數以上的投票權，當前美國擁有17.9%的投票權，是唯一擁有“一票否決權”(vetopower)的國家。盡管改革不會撼動美國“一票否決權”的地位，但對于新興市場而言意義非凡，對中國尤其如此。

　　一旦改革落實，超過6%的份額將從代表性過高的成員國轉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中國的份額將從目前的3.994%大幅上升至6.390%，躍身為僅次于美國(16.75%)、日本(6.98%)之后的第三大份額國，標志著中國的綜合實力和全球話語權顯著提升；貧窮國家的份額和投票權比重將被維持，以確保其話語權。

　　不可忽視的是，評估份額公式也是一大議程，但IMF對公式的評估并沒有做好。此外，改革將使IMF總份額翻番，從約2384億SDR增加到約4768億SDR(按目前匯率約合7200億美元)，而增資這點也正是美國國會屢屢出手阻攔的主因。

　　有專家表示，一些共和黨人至今為止都對改革心存抵觸。一方面由于財政吃緊，排斥增資，另一方面則出于“政治博弈”。例如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在改革后將在IMF擁有更大話語權，美國配額和投票權將有所降低。

　　“奧巴馬執政的民主黨其實批準了份額改革，但是由于國會(由共和黨執掌)的再三阻攔，改革始終無法推行。國會可能不希望看到通過改革成為民主黨的政績，因此很可能要等到共和黨人接任總統，或民主黨奪回國會控制權。”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所研究員歐永鳴此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B計劃的兩種可行方案

　　也正是由于美國國會的一再反對，自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各界就開始議論繞開美國實行B計劃，B計劃始終處于“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狀態。

　　不久前，喬依德終于向本報記者解讀了IMF內部正在籌劃的兩大可行方案。

　　第一種方法，對一攬子計劃進行分解(Delink)，現在擬計劃不增加總份額，直接從歐洲調整約6%的份額到新興市場國家。因為原來份額和治理改革是一攬子計劃，是重大事項，需要美國國會批準，但由于大選、財政吃緊等原因，美國不愿意出資。而按照B計劃，就無需美國國會批準，只需政府同意即可，而奧巴馬政府對改革始終持支持態度。

　　第二種方法，啟動特設增資(adhocincrease)。原來增加的份額包括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按公式來計算劃分，其余是特設增資。由于此前IMF的份額公式沒有很好地修正，因此B計劃可能將全部增加的份額都作為特設增資，以此滿足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需求，等公式改革完畢后再作為永久性安排。

　　早在2006年9月，IMF在新加坡年會上決定，對份額被嚴重低估的國家進行首次特別增資，包括中國、韓國、墨西哥、土耳其；根據新的評估成員國份額充足性的公式進行第二輪特別增資；提高成員國的基本投票權，以確保低收入國家享有充分的話語權。

　　不過，也有專家對本報記者表示，B計劃只是臨時過渡方案，不論推行與否，最后IMF仍需回歸到最初的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上來。

　　老牌多邊機構應與時俱進

　　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被認為是IMF成立70多年來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此次改革方案將賦予新興市場更多權利，更為合理地體現最新格局下新興市場不斷上升的經濟地位。若不推行改革，IMF這一老牌多邊機構將無法與時俱進。

　　IMF在1946年3月正式成立，總部設在華盛頓，目前已有188個成員國，總裁均來自歐洲。其主要使命是為陷入嚴重經濟困境的國家提供協助，但發展中國家在IMF所享有的投票權遲遲無法與不斷上升的經濟實力相匹配，這也讓IMF全球影響力有所下降。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認為：“歐洲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正迅速下滑，然而歐盟在IMF的席位仍然過多，即使在重新調整過投票權重后，荷蘭的投票權重也仍將占到1.76%，而印度才占2.62%。”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宋錚告訴本報記者：“一直以來，IMF在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時，往往附加開放市場、體制改革等符合發達國家利益的苛刻條件，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讓發展中國家對IMF的指責聲進一步放大。”

　　回首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向IMF求援時，IMF卻要求其實施財政減縮政策，造成發展中國家更為慘重的損失。IMF開出的不恰當“藥方”導致亞洲有關國家經濟每況愈下，雙方的關系大不如前。此后，發展中國家也逐步開始自立門戶，不斷推進結構性改革、擴大外匯儲備，很少再向IMF尋求貸款。

　　盡管如此，IMF匯聚了眾多成員國，吸納了一代又一代世界級經濟學家，IMF對美國更是具有重大意義，美國真的會對改革拒絕到底嗎？

　　事實表明，IMF在政治、戰略上對美國極具重要性。例如，此前在格魯吉亞和俄羅斯矛盾升級時，IMF就出手相助；烏克蘭危機中，IMF更是批準向烏克蘭提供170億美元兩年期援助計劃，以幫助該國在歷經數月之久的動蕩之后實現復蘇。可見，IMF援助的對象都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需求，動用的援助基金卻非全部出自美國納稅人，而是由多個成員國貢獻。

　　“美國不會放棄IMF這個多邊機構。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沒有重大壓力是絕不會愿意改變現狀的，維持現狀總是美國的‘舒適圈’。”喬依德表示。如果IMF改革落空，則進一步強化了新興市場國家尋求在IMF之外建立多元化國際金融組織的合理性，這從近期受到全球追捧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上便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