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經濟高歌猛進的同時，社會卻未能與之同步協調發展，導致經濟社會嚴重失衡。貧富分化與階層固化日益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和諧發展的突出問題，中產階層在社會總體占比仍小，社會下層向上流動的通道漸趨逼庂，農民工地位難有提升，高房價加劇白領生存壓力。如何消彌貧富差距，打破階層固化？昨日在深圳創新研究院智庫報告廳，著名社會學家、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發表有關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的主題演講，引發現場聽眾強烈共鳴與深刻反思。香港商報記者李穎
供給側改革核心在人
李強按照「國際經濟地位指數（ISEI）」，將中國13.7億人每個人的社會地位打分，形成了一套中國社會結構測量體系。他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測算發現，中國社會呈倒丁字形結構，分值為23分的農民占中國人口比例為63.20%，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這一比例為46.49%，減少了16.71%。表明「下層的居民太大，農民工頻繁換工，地位難有提升，這是個很大問題」。
通過對比第六次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李強有一個驚人的發現：中國技術工人群體，即操作性技術工人，在全體勞動者中所占比例不升反降！「五普」時這一比例為11.2%，「六普」時為9.8%。
農民工換工頻繁，卻沒有一個穩定的職業晉升的渠道。李強認為，如果農民永遠進入不了技術階層，對農民階層上升是個很大障礙。他指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問題是『人』的問題。而農民問題不解決，中國就進入不了現代化。我們確實沒有給農民工創造晉升的渠道，這是大家要思考的。」
貧富差距須防兩種極端
李強指出，現時中國貧富分化更為明顯，財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勢比較嚴峻。根據北師大李實的研究數據，201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50-0.55，西南財大甘犁教授主持的中國家庭金融調研中心數據顯示，中國基尼系數為0.61。而根據北京大學2014年7月發布的《中國民生報告》，中國家庭財產基尼系數為0.73，最高1%的家庭，占有全部財產34.6%；最高10%的家庭，占有全部財產的62%；最低25%的家庭，占有全部財產的1.2%；最低50%的家庭，占有全部財產的7.3%。
在貧富差距問題上，李強的結論是要防止兩種極端。一種極端是，少數人壟斷財富，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財富分布的不公會造成經濟循環的斷裂，形成惡性循環。第二種極端是，走向民粹主義。這種危險性在最近這段時間凸顯了，最近民粹開始又抬頭了，這個特別有害中國。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徵是底層群體太大，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產生民粹主義。所謂民粹主義，是指平民至上，中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種典型的、極端的民粹主義。在目前的社會結構下，民粹主義比較容易有市場，整個意識形態被極端思潮撕裂，民粹主義對未來發展危害不小。
階層固化底層上升難
李強的研究表明，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跨階級階層流動、代際流動率下降。階層固化的四個表現：一是階級階層之間的界限逐漸形成，比如產權和文憑證書的排他變得比較突出。房地產、金融、高技術產業興起，進入這些產業的準入條件大大提升，一般社會群體難以進入該階層。二是下層群體向中流動比率下降。上個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很多低收入層也可以競爭進入高收入層，到了新世紀，機會大大下降。三是具有階級特徵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漸形成，每一個階級都開始形成一些作為本階級特徵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城市中，因房地產差異造成的階級區隔正在形成，不少城市有富人區和窮人區的區分。四是階級階層內部的認同加強，通過各種高會費的俱樂部，以及大學的新型高學費E-MBA教育等，促成了富有階級內部的社會網絡。底層文化認同的威脅。
李強談到，以大學畢業生為主的城市流動人口，普遍有較高的學歷和職業技能。但在大城市往往面臨著非常嚴重的戶籍排斥，上升機會、社會融入遇到障礙，但對於中小城市的職業機會和公共服務又感到不滿，社會心態矛盾。
對於各界熱議的是「官二代」、「富二代」現象，李強表示，這涉及到一個代際繼承的問題，中國到現在為止沒有明確的遺產法，未來中國要做一系列的社會制度建設。
北上廣深現象引反思
人才為何蜂擁至北上廣深這類特大城市？在李強看來，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現象非常值得深思。
研究表明，中產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北上廣深產生極化效應，十餘年間，中產更多地向大城市、東部集中。西部中產比例下降。由此形成了一種是超大城市，一種就是小城市。最近小城市的衰落和大城市的繁榮形成一個很大的反差，這種反差在世界各國也不太多見。李強表示，這一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可能是制約下一階段發展的嚴峻問題。
「大城市跟小城市完全不同的世界，資本在一個地方過度積聚，其他地方根本就找不到資本了，這對中國的發展非常不利。」
中國小城市與超大城市的社會分層結構有明顯差異，小城市的底層比例更大，中上層的比例更小；超大城市社會分層結構的現代性明顯優於小城市。而在城市中，戶籍居民與外來打工族的巨大差異，對中國實現全面小康，均衡發展受到挑戰。
李強認為，中國社會結構的這種分化導致資源分布高度不均衡，并導致社會不穩定。他指出，要改變這種分化局面需要推進城鎮化的均衡發展，改革資源分配體制，創新資源共享平臺。
政府市場社會缺一不可
李強指出，我們過去更多思考經濟的問題，但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經濟問題解決不了自身，政府、市場與社會三架機器缺一不可。改革之前政府的力量很強大，改革以后重大的貢獻是創造出一個新的機制，現在只不過這兩者的關系沒有調好。我們一直沒有想到，其實這個市場能夠發展，在於有一個社會的培育，如果這個社會培育不起來，市場也沒有辦法發展起來。
深圳在社會培育上比其他的城市做得優秀，所以深圳的市場發展也不錯。
「我們必須意識到，未來幾十年如果中國不能培育起一個與政府和市場相匹配的社會的話，中國的諸如『社會失信』等大問題將無解。」李強指出，現時在中國這三架機器里面，社會這個機器太弱，其實現代社會證明，這三架機器缺一不可，這是未來中國社會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