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正面臨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經濟為何下行？怎樣正確應對？
“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個口號比較新，但內容卻是困擾我們幾十年的問題。我們有一個不好的傳統：一個新的提法、新的口號、新的思想出現以后，起初不被接受，經過討論、宣傳、貫徹以后得到認同，但過了一段時間就會被遺忘、混淆，產生多種理解。
“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自提出以來不到半年，以“結構性改革”為標題的書就出了十幾本，但這些書中的觀點差別好像很大。它在實際貫徹中也很混亂，所以我們需要對這個方針進行討論、各抒己見、百家爭鳴，然后達成一個共識，這樣步調才能一致，才能貫徹下去。
現在我們正面臨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經濟為何下行？怎樣正確應對？當前的挑戰核心問題看似就是中國經濟進入了下行通道，其他一些特征好像都跟這一點相關。對于當前面臨的形勢，十八屆五中全會有比較準確的判斷：我國發展仍處在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
關于這個挑戰，最近三年中共中央有兩個提法：從內容上講，我國當前的挑戰狀況是“三期疊加”，即“經濟增長換檔期”、“結果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一起出現。從現象上看，是“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
可以看到中央這兩個判斷的第一點都在講增速下降，所謂的“換檔期”講的就是增速下降。所以所謂“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核心問題，就是經濟呈現趨勢性下行狀態。
從理論上講，在21世紀初期就已經有經濟學者提出“經濟進入下行”，就是“潛在增長率下降”。潛在增長率就是指各種要素都發揮了最好的狀態。我們暫且可以用一些宏觀經濟政策把它撐住，但是這個態勢遲早要爆發，而且實際上在全球金融危機時就爆發了。
用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來總結，可以得出：總需求=GDP總量=總供給，但這種方程并不表明因果關系。從需求側來說，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加起來就是總需求，總需求是等于GDP的。而從供給方面來說，GDP增長由這些因素決定：新增勞動力、資本形成、效率提高。
凱恩斯主義的擴需求保增長是短期的，不應誤用分析長期經濟問題
因此，通過尋求并分析經濟下行的原因，目前所找出的應對方略大體上呈現兩種脈絡：
第一派人用現在的需求側去分析增速下降的原因。他們認為需求方是自變量，GDP是因變量。
從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一直到提出供給側，這段時期主流的分析方法是需求側的分析。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一說起增速下降，原因就是“三駕馬車力量不夠”，甚至我們的報刊說“這是經濟學的定理”，但其實這不是定理。由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迎接增速下降的挑戰要擴需求、保增長。于是09年就采取4萬億投資、10萬億貸款來保證經濟增速達到8%，結果很成功，這證明了這是一個好辦法。
但這個辦法還是遭到很多人特別是一些經濟學家的反對。凱恩斯主義認為，決定增長的就是需求，總需求小于總供給就會出現經濟危機。因此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制造需求就能恢復經濟。而這種分析方法就是借鑒了凱恩斯主義。但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完全錯誤的，比如我國的張維迎、許小年教授就完全否定了這種理論。
還有一類人就像我一樣，并不完全否定凱恩斯主義，但是我認為有一點需要注意：凱恩斯主義用這種分析法對應的是短期問題。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說，市場可以自動調節達到新的均衡，不應用政府政策去拉投資。面對這一質疑，凱恩斯回答：“從長期來說是這樣的，但是在短期內你必須要采取這種辦法，否則長期我們都死了。”打個比方，洪水來了早晚要退的，但是如果不去堵口、不去筑堤，等水退的時候人已經淹死了。所以其實凱恩斯主義也有對的地方，但用凱恩斯的短期框架去分析長期的問題，就是誤用了。
擴需求保增長長期主導宏觀政策，導致效益遞減、負債增加，系統性風險累積
至少從09年起我們就開始用擴需求、保增長的方法，但長期用這個辦法出現了兩個后果：
第一個后果可以用經濟學的一個定理解釋，叫“投資回報遞減的規律”：用投資去拉動增長的方法用久了以后效果就越來越差。2009和2010年兩年4萬億的投資、09年10萬億貸款下放以后，增長率馬上提高4個百分點，而且兩年都維持在8%以上，然后就下跌。下跌以后再刺激，又上去1—2%，維持2-3個季度。再到后來上去不到1%，維持了1個季度又下跌。到了2015年就很明顯：刺激的強度并不低，可是經濟還在下滑。
這就說明了正效應越來越差，出現負效應積累。負效應積累從現象上看，首先是貨幣超發、信用膨脹，資產市場、股票、房地產、收藏品市場泡沫吹脹，它在總的公民資產負債表上的表現就是杠桿率提高。
從2013年開始，就有單位研究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居民的資產負債表、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非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構成了整個國家或者是國民的資產負債表。起初社科院、中國銀行(3.37 +0.00%,買入)、央行首席經濟學家馬駿他們在復旦大學開始研究，大體的結論就是我國經濟有一點問題，但問題不大。社科院的李揚教授等人還認為我國凈資產還很多，所以不會有問題。
可是到了2014年、2015年研究時，就發現我國負債增速太快。到了2015初，麥肯錫發布的研究報告就已經顯示：2014年我國的杠桿率超警戒線，在250-300這個范圍內。所謂的杠桿率就是指總負債對一年的GDP產量的比例，達到2至3倍，就有可能出現償債困難的問題。如果負債率太高，甚至還可能爆發系統性風險。250—300這個杠桿率在世界上是排名前列的，比中國高一點的國家是日本。
但有一點特別需要注意：我們債務積累最多的是企業，第二個就是地方政府。
日本也有過這個階段，解決辦法是用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的杠桿去取代企業的杠桿，所以現在負債集中在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作為一個在國內外信用度都比較高的大國，中央銀行和中央政府負債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并不大。
中國是地方政府負債很高，承受率差。所以現在中央政府采取了一個財政政策：用中央財政的杠桿去減低地方政府的杠桿。
2014年中國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是125%，現在還在繼續增高。歐盟對于企業總負債的要求是不能超過GDP的90%，而中國2014年就超了歐盟標準的35%。從企業總體來看，杠桿率太高就會導致資金鏈斷裂，然后破產。一個企業破產了，另外一個企業就用它的資產作為自己資本的一部分，或者做了抵押，這個企業還可能發生資產負債表的危機。所以杠桿越多，金融風險積累就越高，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概率就會提高。
系統性的風險破壞力很大，日本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和經濟水平都還比較低，絕不能夠承擔這種風險。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懷疑，“擴需求、保增長”對中國而言是不是一個好的辦法。
供給側的改革強調勞動、資本形成、效率，提高效率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還有另外一種觀點：長期的問題不能從需求方面分析，要從供給方面的因素入手。已故的青木昌彥教授在去年中國的“金融40人論壇”上提了一個論文，叫做《比較經濟學視角探究中國經濟“新常態”》。文中說分析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趨勢，不應該用需求側的分析，例如三駕馬車，而應該分析供給側的各種因素，即從勞動、資本形成、效率三方面去分析GDP的動態變化。這個分析可以將“為何我們改革開放以來能夠長期保持高速度增長”解釋得很清楚，對于我們現在碰到的問題也能夠解釋得很清楚。
在改革開放以前，效率提高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是0，過去靠的主要是投資、出口和消費。改革開放以后，效率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有了相當大的提高。因此，改革和開放對于我國效率提高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改革最重要的促進作用就是打通城鄉。過去蘇聯式的工業化都把城鄉隔絕起來，資源不能自由流動，得由政府來分配。改革開放以后兩個市場中間的資源流動逐漸被允許，這就出現了一種現象：在農村低效利用的一些資源（譬如土地、勞動）轉到了城市。雖然我們總的效率不高，但是城市對這兩種資源的利用效率要比農村高得多，所以這是改革開放以后效率提高的一個因素。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開放。利用外國引進的設備、技術，來提高技術水平，外國人還可以來投資。
這種情況到了21世紀初期發生了變化。第一個變化就是“L”曲線:新增勞動力開始減速。在2006年“50人論壇”上，社科院的蔡舫教授曾說，研究調查說明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劉易斯說在二元經濟中剩余勞動力是無限供應的，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出現，就是無限勞動力無限供應這種情況已經變化。那時候多數人都不相信，可到后來大家都相信了。
另外一個是城市化的過程，青木昌彥的論文里面有很細致的分析。他把這個過程叫做城市化過程中農村自愿向城市轉移，他說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已經到了末期。但這有一些爭論，現在農村大概還有1億人需要轉移到城市。可是另外一種意見說，這1億人其實基本上是老弱幼兒，因為城市沒有能給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所以他們進不來。即使你創造了條件讓他們進來，他們也不能夠在生產中發揮很大的作用，提高經濟效益。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在廣東、深圳的應該能夠體會到：經過這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技術水平飛速提高，所以現在我們已經不是一個遠遠落后的跟隨者，在很多領域都在跟西方國家同跑，甚至在個別領域還是領跑者。在這種情況下，單純的引進外國技術已經不行了，必須要有自己的創新。
到了21世紀的初期，白重恩和伍曉鷹教授都做過研究，結論是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由于我們效率提高的速度大大下降，潛在增長率也在下降。而第二個十年潛在的增長率大概是6%。所以青木昌彥說，因為現在中國供給方的因素減弱，所以出現了經濟下行。
由此得出的結論和出路在哪里呢？不是說增加需求，而是想辦法要加強供給方的因素。這些因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因為如果是按人均產值的話就兩個因素：資本形成、效率提高。現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效率。這就是供給側分析得到的結論。
所以從關注需求側，轉到提高供給方面的效率，這應該說是中國的領導層在宏觀政策決策上的一個重大思想變化。至少相當一部分黨政領導同志認識到了，不能一來就擴需求、發鈔票、搞投資，而是要想辦法解決根本性的問題，要提高效率。這就是提出供給側的原因。
“九五”期間中國就提出了結構性改革，但至今沒有落實，甚至還開倒車，因為革自己的命很難，也存在改革惰性
第二，為什么要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同志解釋結構性供給側改革時，說有三個因素：供給側、結構、改革。在我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只分解為兩個因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不應單獨列出，因為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整體的事。
之前講到，要根本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這個問題不是新提出來的。這個最早由張思平提出，到1980年趙紫陽同志當國務院總理時，就組織國務院有關研究機構，做了“今后經濟建設的十大方針”。1981年12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就變成了國家方針。
十大方針圍繞了一個中心，原話是“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學過現代經濟學，所以用的詞是一種半現代經濟學，叫做“提高效益”。到了1995年，學了現代經濟學，也總結了蘇聯的經驗，就正式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95年制訂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國家計委提出我國經濟效率低的問題，就用了蘇聯在60年代提出的口號：要從“粗放的經濟增長”轉向“集約的經濟增長”。所謂的“粗放的經濟增長”就是依靠投入資源實現經濟增長。在20年代，蘇聯提出要三個“五年計劃”超過美國。“一五”計劃以后，蘇聯總結發現，他的經濟總量差距是縮小了，但因為資源緊缺增速正在下降，所以三個“五年計劃”可能完成不了任務。更嚴重的是，技術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拉大，所以他們最后總結認為增長方式有問題。蘇聯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入資源，而西方國家主要靠效益提高。所以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轉向集約增長”。
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常常出現引喻失義、數典忘祖的情況。我們“九五”計劃提出時，改革還有所進步，但到“十五”計劃時就有所倒退。“十五”計劃城市化加速，但在我們的體制下這個現象的負作用極大。因為中國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度，各級政府以很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購得土地，再批租，其中的利益就歸政府和批租對象所有。于是就掀起了兩個高潮：一個是造城運動，形象工程。另一個是中國進入重工業時代。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煉油廠、汽車廠、鋼鐵廠等等都是資本密集型的東西。所以到2005年執行完畢，要開始制訂“十一五”時，就出現了意見不統一，引發了一場大爭論。
后來“十一五”規定，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十一五”期間全部經濟工作的主線。這之間出現開倒車現象是因為存在“體制性障礙”：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們又把GDP增長作為主要的政績表現，而搞重工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最容易實現政績目標。所以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就要推進改革，消除體制性障礙。
十六屆三中全會曾做出決定，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各方面的改革。但實際上在“十一五”期間，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和改革沒有落實。至于為什么會沒有動作，在一次公開討論上，我們大體得出兩個方面的結論：
首先，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要革政府自己的命。革人家的命容易一些，革自己的命相對困難。
其次，我國20世紀的改革有很大成果，所以21世紀的經濟狀況非常好。這種情況下更會增強人們的惰性：既然經濟情況大好，那何必再去承受改革之痛？結果改革就耽誤下來了。
到了2010年，中央就提出一個新口號：“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刻不容緩”。實現不了“提高效率、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圍繞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因為有體制性障礙。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加快改革。
其實我們之后提出的好多新口號，講的都是這個問題，比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收入這個階段，某些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逐漸消退，如果找不到新的驅動力量，經濟就會停滯。這個力量其實就是創新、提高效率。
再比如“引領新常態”。我們在北京“50人論壇”討論過好幾次，后來總結這個新常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另外一個是從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轉向創新和效率驅動的增長。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兩個轉向不同步：第一個轉向已經轉到中高速了，甚至還有進一步往下走的趨勢。但第二個轉向還在爭取。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形成的新常態就是長期衰退。
結構性改革提高效率，小風險暴露不可避免，要全力防止爆發系統性風險
所以經濟能不能實現轉型、提高效率，取決于能不能實現改革、建立好的體制。我之所以不贊成把“結構”單獨列出，是因為現在有把“結構性改革”說成“結構性調整”的傾向。“結構性改革”這個詞在中國很少用，但在西方是通用的，甚至我們常用的“體制改革”常常被翻譯成“structuralreform（結構性改革）”。因為西方的市場經濟已經建立，所以只需要改個別有毛病的結構。而我國是從一個計劃經濟整個變成市場經濟。我們2000年已經宣布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可以把體制改革叫做結構性改革。
2004年IMF的研究中心主任拉詹曾在一篇文章中說，結構性改革就是對某些制度構架和政府的監管構架進行改革。結構性改革之所以很難，是因為盡管改革長遠來說對大家都有益，但在短期有一部分人要承擔一些成本，所以人們就很難接受。
把以上內容聯系起來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我們當前情況下應對挑戰的方略，就是在穩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集中主要力量推進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體制機制提高供給側的效率。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現在風險已經積累了，小風險的暴露不可避免，但我們要盡一切可能防止爆發系統性風險，為改革爭取時間，然后通過推進改革，使整個方向發生轉變，進入一個良性循環。
分開來說，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風險。先是避免發生連鎖反應，其次要妥善處理地方政府的債務，動用國有資本去償還資本的隱性負債和或有負債。目前最大的隱性負債就是社保缺口，因此三中全會做出決議要調撥國有資產去補充社保基金。一來可以補缺口，避免無法應付社保問題的突然爆發；二來可以降低繳費率，減輕企業因高統籌繳費而產生的重負。此外，要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停止“剛性兌付”，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或重整，釋放風險。我們還有一個難題：我們有大量的死資產。有些城市有大片住宅賣不出去，還有些地方有大量的開發區，基礎建設已經完備，但是沒有多少企業入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市場和政府不是半斤八兩，市場要起決定作用，政府發的文件太多了
另一方面，凱恩斯主義式的短期政策有時還是應該用的，但是要講究用法。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有兩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美國經濟學家辜朝明認為：在發生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情況下，要用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因為出現泡沫破滅、金融償債困難時現金為王，人們即使有錢也會去保持它的流動性，這時候貨幣政策作用不大。所以要提高財政赤字的力度，即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擴大赤字有兩個辦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減少收入。減少收入應為主要手段。現在提倡“結構性減稅”，但這會破壞競爭并不明智，因此我建議普惠性的減負。因為現在我們的企業家缺乏信心、積極性，雖然光靠減稅不可能馬上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總有些好處。
現在我們做的事就是要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個好的體制，成敗的關鍵就在于能否把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總地來說，好的體制要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要靠政府發揮作用。但是現在好像有一種理解：三中全會說了兩個都要發揮作用，半斤八兩。我覺得要弄清楚，兩者作用范圍是不一樣的，各自的職能是不一樣的。在資源配置中，應該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的基本功能在我們經濟學上說是兩個基本功能，第一個是有效配制資源，第二個是形成一個兼容性的激勵機制，能夠激發企業家和一般的員工積極性和創造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用經濟學語言就是“實現資源的有效再配制”，通過市場競爭，使得有限的資源從效益低的、供過于求的企業和部門流出來，流到效益比較高的供不應求的部門去，市場做這件事是最有效的。但是現在很多地方還是熱衷于政府來做，去產能、去庫存，要下指標，哪些產能取消了，補短板，要發展哪些產業給補貼、給資助、給貸款，可是結果怎么樣呢？
三中全會說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個“更好”是跟過去的做法比更好。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去直接干預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所以政府起作用的時候要有所不為，有些事情是不能干的，不能夠直接地組織融資，直接地操辦項目，不應該去指定技術路線。
政府不要違法設定行政許可，不要違法地設定市場準入，反過來說就是要趕快推行負面清單制度，不要干預司法，不要實行地方保護，不要對個別企業實行政策傾斜，破壞競爭的環境。因為資源是有限的，你對某些企業扶助力度大了，意味著對別的企業扶助力度小了。
政府“有所為”是要提供公共品，比如說一個好的制度，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基本的社會保障，還有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特別是一些基礎性的教育和科研是有外部性的，企業很難去做，這是政府的責任。
現在很熱的是政府牽頭組織產業聯盟來開發某種共用性的技術。但是要注意，這種開發是競爭前可以補貼，到了產品競爭的時候就不能補貼了，補貼一個企業就打擊其他所有的企業，這是破壞競爭。
對于外部效益好的企業可以進行補貼，來消除外部性的影響。但要講究方法，關于電動汽車減排，美國加州的排放額度交易很好。碳交易市場需要誠信，但我們存在造假，所以改革是一個全面改革。政府的規劃應該是提供一種預測性的信息，不是計劃。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防止，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文件發得太多，第一個文件還沒有學完第二個文件又來了，沒有時間消化和落實。
吳敬璉：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