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一前所說的，這個簡單的生產力和人口趨勢的組合表明，美國GDP增長趨勢正趨向于1％。這讓人想起日本那“低迷的幾十年”，那時日本GDP的實際年增長率只有0.75％，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警告過，美國正在“變成日本”。

 

　　將分析對象延伸到其余的G7經濟體時，我們發現每個經濟體實際上都在“變成日本”，北美之外的所有國家（暗指歐盟）都在發生最劇烈的增速放緩。因此，在這場正在進行之中的全球經濟放緩中，隨著全球最大最發達的經濟體們都出現了趨勢增長放緩，全球經濟衰退的威脅也就越來越大。

 

　　面對美國放緩的趨勢增長，美聯儲曾希望只要自己實行大小合適的量化寬松及低利率政策，美國經濟就會恢復到趨勢增長的早期水平。我們將這一努力稱作是一個“偉大的實驗”，該舉措只推動需求向前，而最終將消耗未來的需求，并無法達到美聯儲的目標。而其他G7經濟體的央行可為了提振經濟增長做了更大的努力，但是他們更為低調。

 

　　為了使我們簡單的數學分析有著國際上的一致性，我們使用了每個G7國家生產率，勞動力，以及潛在勞動力的可比年度數據。然后，我們審查了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半個世紀的數據。此外，我們審查了2010年-2015年期間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和2015年-2020年期間的潛在勞動力增長數據，以評估后者的增長趨勢。

 

　　由于生產力非常難以預測，并且也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預估它在短期內會發生顯著的變化，所以我們用過去五年的平均生產率增長作為預估未來幾年情況的最佳依據。而美國的結果與我們最初的研究結果相當一致。

 

　　而北美以外地區的增長趨勢可能會更差。事實上，德國的前景比起主要的英語發達國家要疲弱得多。盡管平均生產率較2010年－2015年期間相對增長了0.8％，但潛在勞動力的年增長較2015年至2020年期間下跌0.4％，GDP趨勢增長預計在2016-2020年期間僅有0.4％。而英國脫歐對增長軌跡會產生多大程度的影響還有待觀察，但它不太可能會有助于提振增長。

　　德國勞動力和生產力趨勢圖（1958-2016）

 

　　在1957年-2007年期間，德國生產力的年平均增長率為近4％——在20世紀60年代提高了一點，而在20世紀90年代又降低了一點（上圖，金線），而勞動力的增長穩定在了左右0.3％（下圖，金線）。因此，德國生產力和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在最近幾年發生了大幅放緩——鑒于德國是歐元區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所以這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盡管如此，沒有一個G7經濟體的狀況看起來已經有日本那樣可怕，要知道：日本的GDP趨勢增長在未來五年內將放緩至0%。事實上，潛在勞動力設置為負0.4％的平均年增長率和2010年－2015年期間生產力0.4%的平均增速，相互抵消了，從而GDP趨勢增長為0。不像其他的G7經濟體，日本生產力和勞動力的年增長率都逐步下跌了。

 

　　所有這一切都凸顯了G7經濟體“變成日本”的程度。在1957年-2007年期間，除日本以外，所有經濟體的趨勢增長都位于3%－4%之間。但是，在2015年-2020年期間，當日本的趨勢增長處于一個0%的軌道之上時，德國GDP趨勢增長也僅在0.4％。由于生產力和勞動力的增速都放緩，所以所有的G7經濟體都正趨于較低水平的趨勢增長，而日本的增速更是以0%墊底。

 

　　當然，這個趨勢增長放緩的問題是我們“溜溜球年”論文的一個標志，該論文認為下降的趨勢增長和提高的循環波動導致更頻繁的經濟衰退。這是因為，當趨勢增長率接近于零的時候，在實際增長的增長率周期衰退期間，趨勢增長率持續一段時間低于零也變得相對比較容易，從而引發一場商業周期的衰退。

 

　　趨勢增長放緩的另一個結果是出現競爭性貶值。由于國內需求未能提供足夠的增長，所以各國家試圖通過貶值本國貨幣刺激出口從而提振經濟增長。然而，隨著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增長在零附近徘徊而出口價格的增長為負，這些國家都在爭奪一個收縮的行業餡餅。

 

　　此刻，所有的G7經濟體都陷入增長率周期的漩渦之中。因此，一定程度上講，在所有情況下，經濟衰退都仍然存在。鑒于正在進行中的全球經濟放緩，這意味著一場全球經濟衰退，盡管不會馬上就發生，但在短期內還是很有可能發生。情況正是這樣，全球經濟難以負擔重大的負面沖擊，尤其是如果一些G7國家因普遍且持續的經濟衰退而進入周期性脆弱窗口之中。由于世界各央行基本上都沒有了“彈藥”，并且無法就如何讓經濟增長回到正軌達成任何共識，所以一場全球經濟衰退將特別棘手。（雙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