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福(攝影師：沉睡)

　　“無縫的夜，只有身體睡了，心才能抖落凡塵的醒來。”舞蹈家高豔津子如是說。

　　11月8日夜，劉索拉現身雲間文會，演繹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活音樂”。除了劉索拉和朋友們樂隊成員外，侯德健、高豔津子、袁運生、賈方舟都來到了現場，眾位大咖與現場一百多位觀眾且歌且吟，舞之蹈之，身體沉醉不知歸處之際，一顆顆原本敏感的心靈便再次“抖落凡塵的醒來”。流行樂巨匠侯德健向劉索拉真誠致謝，“謝謝你，索拉!謝謝你又一次叫醒了我的靈魂!”未到場的詩人芒克也送來祝福：還記得80年代，索拉曾把我的詩譜上曲，非常好聽，祝福雲間文會，祝福索拉。

　　該場文會由學者、藝術家雲浩主持，鳳凰文化全程直播。鳳凰文化將講座內容整理於此，與各位讀者共賞。　　

　　講座現場(攝影師：沉睡)

　　劉索拉生於1955年的北京，發表過小說，為電影作過插曲，出過盒帶，在北京舉行過獨唱音樂會，還對先鋒電影有所研究，穿梭於各個領域的圈子中，卻從不被固定的程式所束縛。“我他媽想幹嘛就幹嘛，我是藝術家。”

　　1985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的劉索拉發表了小說處女作《你別無選擇》，講述了一群在音樂學院不務正業的有才怪咖殺死青春的故事，瘋狂又克制，離奇而現實，荒誕卻充滿共鳴，一時洛陽紙貴。大概是由於劉索拉特立獨行的創作在星漢燦爛的80年代也尤為驚豔，直至今日，還有很多人把劉索拉當成一個小說家，糾纏在文本上，不停地追問創作《你別無選擇》的動機。她只得略帶無奈地再解釋一遍，“我那時候其實也是在說音樂的事兒，一直是在說音樂。但是音樂好像離我們的生活很遠，不在大家的生活和腦子裏，在80年代就遠，我回國做了很多音樂相關的事情之後發現，它還是離我們很遠。”

　　因此，劉索拉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提倡和推廣“活音樂”的理念——活音樂簡單來說就是現場音樂，現場音樂還要有靈魂，那就是“活”了。因為有了李真貴老師的支持，才奠基了“劉索拉與朋友們”這個中國樂隊的存在;因為有了這支樂隊，“中國音樂”這個概念對於自己這個學西洋作曲的人來說已不再是表面要強調的裝飾音，而是身體的一部分。　　

　　劉索拉引用Ackbar Abbus《生命的表演》中的一段話來具體闡釋自己對“活音樂”的理解，“音樂的消失不是在他沒有被聽到時——今天無疑是曆史上有最多的音樂在被播放的時代——而是當音樂的能量被擠壓成某種服務而失去本原時……在這個錄音的時代，充斥了數碼式操作、假唱和機器制作的聲音，因此當身體重新被介紹回音樂時，現場演出，就變得尤為重要……”

　　通過現場演出，尤其是和一群特別傑出的中國音樂家一起演出，劉索拉明白了很多事兒“不見得光是音樂”，其實音樂就在我們身邊，是和我們的生活、生命、生活方式，甚至民族、國家、政治連在一起的。她介紹自己開始做民樂的心路曆程，同樣不只是與音樂有關。

　　上世紀80、90年代，身在英國的劉索拉正好被卷入“世界音樂”運動的最高潮。中東、非洲、印度……各式各樣的原始音樂被重新挖掘，她卻明顯地感到，這么多的聲音中間沒有中國的聲音。於是，她萌生了做一支中國樂隊的想法，這個念頭在現在看來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冒險，但對當時的劉索拉來說，“你別無選擇”。

　　真正接觸民樂以後，劉索拉漸漸開始明白為什么中國民間音樂無法進入知識分子的生活，“一開始大家都是拒絕的，他們覺得民樂代表的是政治宣傳，是貧窮。”劉索拉推斷，這大概與文革有關——在文革時期，所有的西方音樂都被禁止了，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聲音，貝多芬、莫劄特、巴赫……都是被禁止的，人們往往覺得被禁止的就是偉大的藝術。那個時候只能談民族音樂，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喜慶鑼鼓有著強烈的喜慶姿勢，民族音樂就變得革命化了，成了一種文化通行證，身份也隨之變得曖昧。它太公眾太宣傳了，人們覺得民樂沒有留給私人的空間。但其實真正的傳統民間音樂是和中國的宗教、巫術、各種傳統、地方風俗，甚至和醫學、自然、天文地理……和各種事情相關的，而且是非常私人的。哪怕是宣傳藝術，文革以前演唱家的錄音裏，每個人的聲音都不一樣，王昆、小彩舞、新鳳霞那些老前輩的聲音其實也是特別個人化的，延續著中國古典傳統美學，而今天主流的演唱好像只是在制造演唱的機器。在這樣的情況下，想重組有靈魂的中國民樂就非常難。　　

　　劉索拉(攝影師：沉睡)

　　90年代初的夢想拐了很多的彎，終於在90年代末碰到李真貴老師，邁出了第一步。李老師的演奏風格既學院又民間，每個鼓點都有說法，用索拉的話說，“他變成了我們樂隊背後的靠山”。時至今日，索拉和朋友們樂隊已經存續了十多年，期間也已經有了七代的中國民樂家不斷參與。

　　想要做出真正有靈魂的音樂，還要有話可說。劉索拉在譜子中做了一些小小的留白，以供學院出身的音樂家們即興演奏，樂譜不是死的，音樂便是活的。

　　2003年的時候，劉索拉的中國音樂與美國音樂有了第一次交彙，卻變成了美國樂隊的裝飾音，問題出在溝通上——中國樂隊拒絕對視，“姑娘們第一反應是閉著眼睛不看他。”劉索拉分析，除了我們民族害羞的情結，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文革，在人和人之間特別尖銳的關系中，我們失去了對人的信任感。從此我們上電梯的時候從來不會對人笑，都習慣先對視後低頭。“文革時真的不敢看人，如果你隨便就沖人一笑，沒准這人是一地主，然後你就倒黴了，或者他是一個流氓，你也得陪鬥。”

　　所以，對於一個在摸索中前進的新生中國民樂隊來說，首先就是要學會在音樂中互相信任，還有放松。如何才能放松?劉索拉說，民間藝術在最原始的時候就是不協和且無調性的，曲子就是節奏，就是咒語，用手勢做一些自我引導，靈感就非常自然地來了。她現場帶領大家進行了聲音示例遊戲：放松，讓身體變成聲音的通道。　　

　　　受到了樂隊中琵琶手楊靖的演奏手法啟發，她想到了通過現代人聲藝術來探索真正精致至極的中國民樂。這樣的演奏是需要演奏家處於“無我和有我”之間的狀態，有一半完全是忘我的，感覺要飛了，另外一半是完全的理性，每個音都很講究。她引用楊靖的話說，“我願意為一個音符去死”。

　　以廣天和唐朝老五為例，劉索拉介紹了“壓縮的張力”訓練法，要求在演出過程中始終頂著勁兒。與“不用出現的時候就不使勁”的文工團的訓練法不同，要有一個壓縮式的張力，反而是更大的挑戰。　　

　　要想使一個樂隊有靈魂，音樂家自己要靈魂出殼，達到一種完全的忘形，把聲音的所有的精華全都揮灑出來。但是極度興奮之後往往整個人就空了，這時候邏輯性要馬上跟上來，回到現實。

　　“仰勝是個大校，多少年他永遠是有控制的，因為他是軍人，他身上老有紀律，他有勁但就是甩不出去，我說你得放松。有一次去參加人家非洲的儀式，快上場了他跑回來說索拉姐我不能去，他們在跳大神，還沒演呢就念經了，劉索拉說你也跟著跳，他說我不能拜神，我是共產黨員。我一腳就給他踢回去了，把他踢到各種各樣的環境下，才有可能忘我。”終於，在去年，仰勝放下了紀律，靈魂出竅。劉索拉說，忘我了，你就有了一張自由的車票，哪裏都可以去得。

　　她補充道，做任何藝術都不能少了儀式感，所以樂隊在演出的時候每個人都不能下場。擺陣的時候要平等，燈光打在每個人身上，大家互相陪伴，就像一個自由社會，彼此可以互相批評，隨便批評。　　

　　　除此之外，藝術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挫折掙紮，做民樂尤其不易，因為往往碰到的不是音樂本身的問題，也不是音樂家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性和民族命運帶來的社會問題。劉索拉說這些問題在國外做音樂其實是碰不到的，在中國做中國民族音樂才會碰到。她引用西班牙的洛卡的一句話來表達自己對挫折的理解，“這是一種能量，這個能量不是哲學，而是一種掙紮，它不是思想，也不是哲學家能夠說得來的東西，它是一種濺血的生活方式，是最古老文化的精彩創造力”。所以掙紮和艱難本身給我們帶來了不同的色彩。

　　就在去年，歐洲的鼓王也參加了“索拉和朋友們”樂隊。至此，樂隊完成了當下面貌的構建。

　　在上半場的講座中，她以斯托克豪森的話作結語：我們應該變成聲音。

　　下半場，她和朋友們即興演繹了我們將如何變成聲音。她說，這群人都是真正的音樂家，他們就在這兒，發瘋給你們看。

　　酣暢淋漓的器樂演奏，起伏綿延的吟哦，搭配驚鴻騰躍的舞姿，博得了在場所有觀眾的贊歎。　　

　　高豔津子在“活音樂”中舞蹈 ( 攝影師：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