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攘外者，必先安內」。2017年12月，在經參議院投票驚險通過后，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減稅和就業法案》，標誌着其「美國優先」的施政理念終於落到實處。2018年1月，海關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擴大約10%，再創歷史新高，「貿易戰」的威脅恐再度加大。我們認為，特朗普的稅改方案和其對外貿易政策之間有內生邏輯的連續性：從短期來看，稅改將刺激美國經濟增長，并帶來商品進口和貿易逆差的大幅上升，或成為「貿易戰」的直接導火索。從中期來看，面對制造業相對競爭力下降的現實，主動構建貿易壁壘是美國推動制造業投資回流的重要抓手，從長期來看，更加利好富人的個稅改革方案將繼續激化美國本已加劇的收入分配不均格局，這將壓低制造品相對需求，并為未來全球制造品供給的相對過剩和可能的貿易冲突埋下伏筆。

　　2017年歲末，特朗普終於迎來了其執政一年來的最重要政績——《減稅和就業法案》的簽署。尽管這一「安內」之舉墨迹未乾，年初發布的貿易統計數據或將令特朗普的「攘外」措施也加速提上日程。2018年年初，海關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增長約10%。作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中國一直是特朗普「貿易戰」發難的主要指向對象。我們認為，減稅恰恰可能是特朗普2018年對外經濟政策的催化劑，令2017年懸在半空而并未落地的「貿易戰」爆發概率有所上升。

　　貿易逆差激增是導火索

　　2017年，特朗普推動的《減稅和就業法案》最終得以通過，在美國經濟延續穩健復蘇的情况下，減稅利好仍將拉動消費和投資需求，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從而短期內進口和貿易逆差均有望攀升，成為「貿易戰」的導火索。此次特朗普稅改的核心是大幅永久性降低企業稅、溫和調整個稅，這些措施一方面將直接增加私人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消費，另一方面企業所得稅稅率的降低也將拉動投資需求。

　　從歷史經驗來看，列根政府和小布殊政府執政期間的減稅措施均很快對美國經濟帶來了提振，總需求的擴張也在短期內拉動美國進口急劇增長。以小布殊稅改為例，尽管其減稅政策生效后經濟增長的勢頭不及列根稅改時期，但短期內美國進口同比增速從2001年12月的21.8%攀升至2002年12月的51.5%，貿易逆差也大幅增加，同期增速由-17.5%升至19.6%。從區域分布來看，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也是新增逆差的最重要來源，自2001年12月起的一年內，美國對環太平洋和歐洲的貿易逆差增速分別從-19.8%和21.7%急劇上升至56.8%和134.6%。可以預計，在全球協同復蘇的大背景下，本次特朗普稅改的利好也會在短期內刺激美國進口，中、歐、日等主要貿易夥伴的順差有望迅速擴大，這在短期會加大「貿易戰」的壓力。

　　通過貿易壁壘扭轉劣勢

　　特朗普稅改只是完成了制造業回流的準備，面對美國制造業相對競爭力下降的現實，真正的制造業投資落地極可能依賴於「貿易戰」和「貨幣戰」的推動。特朗普稅改令美國企業稅率回到發達國家的普遍水平，這將提高企業投資回報，對資本流入有積極作用，但從微觀的投資決策上，應該注意到稅率只是影響企業投資的因素之一。從歷史上看，對順差國(德、日)施加貨幣升值壓力和設定貿易壁壘是促進企業回流的重要舉措，上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議」和汽車行業限制出口、在美設廠等就是典型的案例。一方面，資金回流將帶來一定美元升值壓力，這會削弱美國企業的相對競爭力，有悖於制造業回流的目標，在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和經濟持續復蘇的背景下，特朗普可能會對美國的主要逆差來源國施加貨幣升值壓力，以保持美元相對穩定，甚至略微貶值。

　　另一方面，美國制造業的相對競爭力下降也可能是特朗普主動建立貿易壁壘的動因。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制造業長期受到勞動生產率走低和基礎設施老化的制約。2009年起，當時的總統奧巴馬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振興制造業的戰略和政策，但制造業回流仍未形成規模。從制造業分類來看，美國中高端制造業占比由2008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而同為制造業強國的德國和日本該比重則一直維持在高位甚至持續提升。從相對勞動生產率來看，與其他主要制造業國家(中、美、日)不同，美國工業品相對價格在金融危機之后也出現抬升。NBER的研究表明，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是美國制造業相對價格走平甚至放緩的主要因素。總結起來，尽管特朗普稅改有助於資金回流，但這些資金能否轉化為制造業投資仍有疑問。

　　事實上，歷史數據顯示，美國企業所得稅下降與私人固定資本形成增長之間存在兩到三年的時滯。在此情形下，特朗普通過「貿易戰」和「貨幣戰」扭轉美國制造業相對競爭力劣勢、拉動對美直接投資或為主動之舉。

　　工銀國際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