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注】：1999年秋天，汪晖先生应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的邀请访问洛杉矶，并住在他的家中，有机会就各种问题做深入讨论。临别前，安德森先生以《新左翼评论》编辑者的身份就中国当代问题向汪晖先生提问并做了讨论，同时录音。本篇对话就是根据那次录音整理而成，回答是根据编者的提议增加。本文为转载者节选。
《新左翼》：从政治领域来看，80年代的中国状况可以很轻易地划分为两个阵营--“改革派”与“保守派”，可以说是本身已经包含价值判断的一对对立概念。在90年代进程中，相关概念起了变化，人们开始谈论自由主义，后来又有“新左派”。是什么带来了这些发展变化？
汪：在70年代末，“保守派”指的是坚持毛泽东晚年路线的人，又因为坚持认为必须执行或遵守毛泽东的每一句话而被称为“凡是派”；“改革派”则指的是支持邓小平政策的人。后来，人群站位不断变化。“改革派”和“保守派”这二者之间的分别在老一代党政领导人眼里可能很明了，可是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就模糊得多了。
到了90年代，继续沿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类已经很难与实际相对应了。在某种意义上，1989年之后的经济改革政策比80年代要激进得多，在权力体制内部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对“改革”的声音了。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也在邓小平推动下推出许多激进的改革措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语汇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起始时间可以追溯到1993年。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视察深圳，在那里发出了全面放开市场以带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指令，股票证券市场开放、房地产市场兴起，大量经济开发区出现在沿海城市周边。经济的转变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带来消费热潮，也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稍后我们就发现90年代的制度性腐败与这一轮经济改革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邓小平南巡的社会效果震惊了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对这新一轮改革政策的勃勃生机表示了欢迎，可一旦看到日常生活和文化的所有结构和内容都被“南巡”唤起的商业化大潮席卷而去，又开始感到某种幻灭。与此同时，市场扩张过程的重要的内容是“非国有化”，而“非国有化”正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通过国有资产改革而形成新的联盟的时期。80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形态既支持开放政策，也支持邓小平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新启蒙”。90年代初的两个论争表明，思想界的参照系正在起变化。1994年夏天，香港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发表了当时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的青年学者崔之元的题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束缚，那么现在应该有第二次思想解放，以摆脱“新启蒙”留下来的一系列假定。崔之元在讨论中汲取了三个方面的思想成果：美国的批判法学研究，西方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新进化论理论。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就在于其以平静的方式讨论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有多少读者真的明白这个名称的内涵，而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早已被很多知识分子排斥在学术语言以外的词语本身引起了震动。其实他所谈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陆长期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相差很远。崔之元还与美籍巴西裔法学家罗伯托·昂格合作，写作了分析俄罗斯经济改革结果的文章，作为对中国改革者的警告。与此同时，另一位在美国的青年学者甘阳也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文章讨论乡镇企业，认为这是一种既非公有制又非私有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新启蒙”，展现了中国通往现代性的独特道路。所以说，原来的共识最早是由海外青年学人打破的。
在这个时期，另一个重要的辩论正在《读书》上展开，一群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强烈谴责社会生活日益严重的商品化趋势正在毁灭中国的“人文精神”。这一课题最早是由上海知识分子提出的，可以想见，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和消费中心，和北京比起来，那里的知识分子因“南巡”带来的无情的商业化大潮而受到的震动更早也更深刻。倒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对任何形式的市场化都怀有敌意，毋宁说，他们是在感慨中国的市场化没有能达到欧美经验之下的标准。有的人回到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直接关系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缺陷。他们因此认为，理想的资本主义理当与人文精神相容。这一讨论背后并没有强烈的政治立场--此时他们也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市场化依赖于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在他们眼里，这个政治制度从来没改变过，但根本性的问题似乎只是人文精神的失落。
与此并无联系而且时间上也稍早，《学人》杂志聚集起的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已经开始探讨一些尖锐的课题，反思80年代的群众运动。我们发现，曾经对民众运动发生过极大影响的“新启蒙”知识分子们事实上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多。他们没有下气力研究中国现实，而是简单地将西方思想进口到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以为，严肃认真地反思中国现代史，学习了解专家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是当时最根本的任务。这些研究多半都是传统式的，因此我们也提出了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有关“新左派”的议论，出现了这么一个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立场，同时对叶利钦经验也比“新启蒙”时代更清醒的派别。在我记忆中，是《北京青年报》的一篇短讯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提法，不过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我自己并没有使用这个标签，而只是强调有必要以批判眼光分析中国现实，也有必要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代世界的变化。《北京青年报》的文章提到新马克思主义，也谈到“新左派”的观点，基本上还是肯定的。不过，该报的编辑早期有“新权威主义”倾向，他们用“新左派”的概念概括这一思想动向的含义当时并不是很清晰。在中国环境里用这个词，我总觉得有些勉强。不过，这一概念的提出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是要与主流的、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由派”或“新右派”的观点作出区分。
《新左翼》：“自由派”的名称那时已经用得很广泛了吗？
汪：并不是在今天的意义上。大家都知道，在1986年曾经有过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就更不必说1983年了。不过，那时的“自由主义”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用这个词时的理解并没有多少不同，主要指的还是个人行为方面和缺乏纪律之类的问题。那时的“新启蒙”思潮也并没有以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模式，而是在不同的社会主义类型中寻求启发。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新启蒙》杂志的王元化也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苏绍智则发表过关于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改革的研究成果。至少在当时，他们这代人仍然瞩目于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尽管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自然地与自由主义有亲和性。但就一般而言，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新启蒙”方面活跃的著名知识分子都与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改革派保持了良好关系，他们主要讨论的还是在社会主义的范畴内展开的。这个氛围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变化，80年代末叶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哈耶克的著作虽然还没有多少人读过，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弗里德曼受到了政府欢迎，为政府经济政策出谋献策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强调要大规模私有化。
《新左翼》：这么说，大多数如今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90年代才开始这样做的？80年代时，没人会公开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1989年以后日益激进的改革措施造就了新的环境，使得“自由主义”有可能用来同时表达对政府的支持和反对，即：支持市场化，反对思想监控和践踏人权。这个政治态度建于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自由，而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是私有财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汪：大体上，您可以这么说--但其中还有很多不同层次。例如，上海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在文化的商业化大潮面前就很不满，“人文精神”讨论反映了这种焦虑。另外一些人则忧虑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事实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自我定义直到他们找到其思想对立面以后才全面清晰起来。如上所说，最先造成反响的是对市场化更有保留的观点出现于1993-1994年间。但是“新左派”的标志要到1997-1998年间才流传开。右翼的自由主义者捡起这一标志，依据“左派”与晚期毛泽东之间联系造成的负面效果，暗示“新左派”是要返回“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之前，任何对不顾一切的市场化的批评，常常都会被命名为“保守主义”，像崔之元一开始就曾被冠以“保守主义”之名，我也曾被说成是“后现代主义”。1997年以后就不一样了，被贴上的标准的诋毁性标签就是“新左派”。
《新左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汪：这和当时文化环境的变化有关。随着90年代的进程，对中国社会整体发展方向的批评越来越多。甚至在非常正统而保守的经济学内部，也有人开始怀疑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在《读书》杂志上发生了影响很大的有关经济学的论争，其中两个重要的人物是何清涟和张曙光。有一次何清涟气愤地告诉我，她也因为发表这类批判性的文章而被称为“新左派”了。海南省的文学刊物《天涯》于1997年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文章完成其实已经四年了，但那时没人敢发表--文章内容是讨论中国反复多次失败了的“现代化”努力，结尾处严肃批评了某些人为中国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答案。开始的时候，知识界没有任何公开反应，所有的都是私下里对我的个人攻击，各种各样的不利传言不胫而走。虽然有很多人议论。公开反响基本没有，后来《二十一世纪》发表了两三篇大陆学者批评我的文章，这才打破了沉默，若干自由主义者跟上来，在国内特别是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了敌意很强的回应。这种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前不久刚从长达十年的《读书》作者变成这本杂志的主编，我们有几期杂志里的文章是专门为了挑战通俗看法并引起争论而设计的。《读书》发行量随之而上，但也有些人质问我怎么会发这样的东西，其中既有李慎之这样的老一代的党内启蒙派，也有新一代的“自由派”，他们原先与我都有朋友性的关系。但这类内容确实激起很多讨论，吸引了更年轻的读者。同一年我还出版了一本论文自选集，主要讨论中国现代性问题，销量也还不错。在这些新形势下，甘阳和崔之元等终于在大陆得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反响。从思想界变化来说，1997年是个转折点。
《新左翼》：1997年以后，知识界在政治上的分化仍然在继续吗？
汪：1998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很自然地打击了对世界市场的盲目信心。忽然之间，资本主义似乎不再是对繁荣稳定无条件的保证。自由主义者无形中处于守势。但更糟糕的是1999年，北约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这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很多中国自由主义者都十分倾向西方，几乎是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任何行动。结果，当普通老百姓都因为轰炸而激起义愤，学生自发上街游行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忽然发现自己被孤立了。对他们来说，意识到自己正在青年学生当中失去公信力是相当痛苦的。其中一些人将民众突然爆发的愤怒比拟于“义和团暴动”，属于无理性排外情结的发泄；另一些人则指责“新左派”在鼓励原始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这样只会使政府受益。在正式出版物上很少能看到这些内容，但是压制下来的紧张一直在积累，到2000年时终于在公共领域爆发出来，“新左派”忽然成为“自由主义”方面激烈攻击的目标。其实，像我这样的人从来都不愿轻易接受这个对立面给我们贴上的标签，因为一方面我们不愿被如此荒谬地与“文化大革命”连在一起，不希望以“新时期”阶段共产党内部的“老左派”为座标；另一方面，“新左派”是一个从西方传入的说法，有其在欧美条件下特定的一系列内涵，既包括代际特征又包括政治定义。我们的历史语境是中国，不是西方；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一个从西方舶来、语义极为明确的分类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对今日中国有所助益--这种不信任在巴尔干战争问题上进一步加强了。那么多自称为“左派”的西方知识分子支持北约进军巴尔干，结果就让人很难再情愿借用他们的名称。所以，与其说是中国的“新左派”，我倒更倾向于主张用“批判知识分子”这个名称。我也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描述当代中国的知识状况，因为被归纳在“新左派”之中的一些知识分子理论上也汲取了大量的自由主义的因素，而被归纳在“自由主义”范畴内的知识分子也包含了偏左和偏右的差异。如果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新左派”这一概念，我更倾向于将这一概念放在与“新右派”或者“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对应关系之中。不过无论如何，“新左派”这个名词已经进入了中国政治语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