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希拉裏·克林頓在一片喧嘩之中踏上白宮之旅，2016年大選中的家族戲份已不能再多。前總統的太太、前總統們的兒子和弟弟、曾經總統參選人的兒子，克林頓、布什以及保羅這些為人熟知的姓氏反複見諸報端，足以令世人找到了對美國政治所謂“家族化”或“王朝化”評頭論足的噱頭。不過，在嬉笑怒罵之前，或許要先清楚華府的政治生活究竟發生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化”?

　　首當其沖的是，美國政治到底是在“什么化”，亟待厘清，在政治上的詞彙混用並不是一種嚴肅且公允的做法。一般而言，“家族”指的是具有血緣關系的人組成的一個社會群體，通常要包括幾代人;而“王朝”則更為強調一個國家或政體由某個家族持續統治的狀態。

　　基於這兩個釋意，比爾和希拉裏的夫唱婦隨只是“家族”的未完成品。即便希拉裏最終如願坐上夫君曾經的寶座，他們也因為沒有血緣關系而構不成“家族”。而具有血親的昔日“第一女兒”切爾西雖然連公婆都是前任國會眾議員，但她本人畢竟仍未步入政壇，所以也就沒有了“幾代人”的參與。換言之，克林頓一家充其量是個“政治家庭”，有些向“家族”過渡的潛質而已。

　　相比之下，已宣布角逐2016的蘭德·保羅可謂是傳承了其父羅恩·保羅在1988、2008及2012三度參選的衣缽。而這兩位秉承著自由意志主義的非主流共和黨人得以先後在得克薩斯和肯塔基兩州選入國會，也堪稱一段“政壇佳話”。但保羅父子的從政生涯未免太過地方化，又從未觸碰權力核心，還有些被邊緣化傾向。與其用貴族氣、高大上的“家族”來形容，更適合保羅一家的詞彙其實是“政治世家”。

　　反觀布什們，從新英格蘭發跡，又在南部生根開花，至今已有四代叱吒政壇，無愧為“政治家族”。如果傑布·布什2017年入主白宮，“一門三總統”的豪氣可謂登峰造極。

　　不過，如果與另一個貼有“王朝”標簽的肯尼迪家族比較，布什家族至少目前仍與“王朝”存在一點點差距。布什家族的從政脈絡相對簡單，從康涅狄格到得州再到加州，從政府官僚到國會議員，從州長到正副總統，且盡皆共和黨人。

　　更為關鍵的是，布什家族從第一代及普雷斯科特當選國會參議員至今遭遇了多個“政治缺席”：即1963年普雷斯科特卸任到1967年老布什出任國會眾議員的4年、1993年老布什卸任總統到1995年小布什出任得州州長的2年以及2009年小布什卸任總統至今的將近6年。傑布的長子小普雷斯科特雖然已於2014年初涉政治，但其當選的得州土地專員還遠不具備聯邦影響力。

　　布什家族的“政治缺席”損害了其晉升為“王朝”的延續性，而肯尼迪家族則毫無壓力。自1947年約翰·肯尼迪當選國會眾議員至今，肯尼迪家族從未離開過主流政治。其中從2009年特德·肯尼迪病逝到2013年家族第四代約瑟夫·P·肯尼迪二世出任國會議員的4年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國會中唯獨沒有肯尼迪家族成員的短暫間隙。不過，也就在這1460天中，肯尼迪家族兩位女婿即阿諾德·施瓦辛格和安德魯·庫奧莫恰好完美補位。前者是加州共和黨籍州長，於2011年卸任，後者則以民主黨人身份在2011年初接任了紐約州州長。

　　施瓦辛格和庫奧莫兩位“外戚”的加入，鞏固了肯尼迪王朝的“大一統”：從馬薩諸塞到紐約、再到加州，從國會議員到總統、到州長再到駐外大使，從民主黨到共和黨，其家族成員幾乎容納了政治全光譜。值得一提的是，庫奧莫同樣出身於紐約州的政治世家，其父曾任紐約州州長12年。雖然庫奧莫在2005年就與肯尼迪總統的侄女離異，但並不妨礙這段長達15年的政治聯姻為他帶來的平步青雲。

　　於是，2016年大選就變成了政治家庭、政治家族或政治世家的混戰，也像是鱗次櫛比地鑲嵌著某個特定政治形態不同發展階段的時間岩層。而這裏的特定政治形態或者可以統稱為美國政治生活的“私人化”趨勢，即從事政治、參與甚至主導政治生活日益成為了某些具有親密關系特別是血緣關系的群體的私人專屬選擇。

　　“私人化”是政治傳統嗎?

　　眾所周知，美國社會並沒有世襲的貴族，聯邦憲法的第九款和第十款還曾明確禁止聯邦政府或州政府“授予任何貴族爵位”。

　　但對私人化政治的追溯，幾乎要回到國家成長史的繈褓之中。在國家奠基的崢嶸歲月裏，絕大多數曆史參與者更為關注的事情是生存本身，只有一小撮達官貴人才會在衣食無憂之後混跡於公共事務。在“小池塘”中的這些“大魚”也就輕而易舉地脫穎而出，進而長期占據了政治舞台的頭牌，甚至蔭庇給了家族裏的其他成員，從而奠定了某種傳統。

　　隨著鍍金時代的不期而至，經濟上的壟斷發展需要政治上長期而穩定的代言人，政黨機器與政黨老板就此登上曆史舞台。

　　而家庭或家族的連接則成為政治寡頭最為信賴的組織結構：丈夫在國會裏為內弟的煉鋼廠辯護，而表妹的煤礦業需要坐在州長辦公桌裏的表哥背書，甚至某些家族成為了某個特定地區或產業利益的慣性代理人。

　　這裏最具代表性的“大魚”(fish)當屬紐約州的哈密爾頓·費什(Hamilton Fish)家族。從1845年到1995年漫長的150年中，四個“哈密爾頓·費什”先後在國會眾議院中任職，堅定捍衛著紐約上州保守的農業利益。

　　不可否認，在進步主義運動之後，特別以初選制度被兩黨普遍接受為節點，普通公眾實現所謂“美國夢”的參政之路日益得以擴展。有統計也顯示，1789年第一屆國會兩院中至少有45%分享著某種程度上的親屬關系，而這個數字在今天大概是10%上下。這個指標的下降應該與議員專業化、參議員普選、初選普及等曆史制度變遷脫不了幹系。但卻絲毫無法否認政治“私人化”所折射出的階層固化趨勢。

　　曾以“獨自打保齡”來揭示美國社區生活衰落的羅伯特·普特南最近有本新書問世，書名叫《我們的孩子：處於危機中的美國夢》。在書中，1941年出生的普特南拿自己的父輩與後輩在社會流動中追逐“美國夢”的軌跡加以對比。其結論是，父輩更容易通過接受教育、努力工作來過上好日子，而作為“我們的孩子”的後輩卻似乎被鎖在了某個階層之中，無法獲得上升的足夠機會。這種所謂的“機會差”在戰後半個世紀的美國財富積累中愈發突出，導致了侵蝕著美國夢的階層固化。

　　在政治世界裏，固化就意味著，普通人跳入“池塘”的機會越來越少;即便跳進去，也不太容易與祖祖輩輩在水池裏繁衍的“大魚”們形成競爭。被放置在如此“強化循環”中的政治傳統降低了從政對普通公眾的吸引力，只剩下某些姓氏的“近親繁殖”，政治與政策的品質也就難以保障。

　　“私人化”在選舉中有用么?

　　私人化給美國政壇罩上了陰霾，全美50個州幾乎都存在著至少一個政治家族或世家，有的已枝繁葉茂，有的尚處於第一、二代的鋪展階段。如此蔓延之勢與競選生態的塑造密切相關。

　　競選其實是“口水”和“膠水”的戰爭。所謂“口水”就是要滔滔不絕地宣傳自己，即對知名度的要求;而所謂“膠水”就是要貼海報、辦活動造勢，這些都必須“燒錢”，即對資源的渴望。

　　對政治漠然、更為關心個人世界的普通公眾而言，嶄露頭角的“政治素人”需要大量投入才能贏得充分關注，而一個具有高知名度的姓氏足以實現民意認知上的前期優勢，甚至可以發揮簡化動員並強化催票。

　　再如，出身名門的參選者往往刻意淡化家族所掌握的財富與資源，但借助家族人脈，他們總會更為輕而易舉地吸引到大量財政捐款支持，這部分捐助是拉動他們延續政治生命的最根本引擎。

　　又如，政治世家走出來的候選人更易走上層路線，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黨內重要人物的背書，很快得到本黨高層的支持、政治資源的配置以及主流媒體的關注。如今，某些認定2016年總統大選極可能希拉裏與傑布對決的推測，也正是基於這些邏輯。

　　但即便如此，擁有一個顯赫的姓氏甚至有父輩背書，並非進入政治快車道的完美保障。父輩的輝煌只能扮演一個類似敲門磚的角色，可能提升其從政起點，但遠遠難以鎖定勝局。

　　2006年，前總統卡特的長子傑克曾高調代表民主黨競選內華達州國會參議員，在共和黨反恐戰爭飽受詬病的大好形勢下，仍舊因不擅競選而遺憾敗北。8年之後，卡特的孫子賈森又嘗試競爭祖父曾經出任的佐治亞州州長職位，卻還是鎩羽而歸。

　　同樣發生在2014年中期選舉的是：前總統迪克·切尼的女兒伊麗莎白嘗試在懷俄明州國會參議員初選中挑戰在任者，但即便駕馭了茶黨力量也未能如願;在整個80年代左右美國防務政策的佐治亞州國會參議員薩姆·納恩的女兒米歇爾獲得民主黨提名來角逐父親原本的席位，但也慘敗給共和黨對手。

　　對於這些無法延續家族榮耀的失敗，公眾更為願意接受的解釋是，雖然他們具有足夠的知名度與資源，但卻沒有展現出足夠的從政能力，因而無法令選民買賬。換言之，即便候選人坐擁顯赫的背景，但他們仍舊需要博得選民的信任;選民有全權來決定是否給候選人的加冕續約。

　　不過，在造星選秀般的選舉政治過程中，知名度被金錢等資源過度包裝甚至捏造，進而又吸引來新一輪的資源投入。普通選民能看到的優劣只是候選人或其對手希望被看到的。這就意味著，他們滿意或信任所基於的判斷是誰更諳熟這套把戲，並非誰真的勝任。於是，失敗的顯赫候選人其實只是沒有演好罷了。

　　無論該用什么詞彙來界定政治生活的私人化趨勢，美國政壇上的“家族化”或“王朝化”本身並非問題的關鍵。真正的政治敗壞來自被蒙住眼睛的“民意表達”。 （作者：刁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