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濱
美國國務卿克里（Kerry）5月16日17日訪華，中方高規格接待，焦點是驟然升溫的南海問題。中方對克里表明，中方珍視兩國兩軍關系，有決心也有能力護中方在南海的主權和利益；希望美方謹言慎行，恪守承諾，多做有利于南海和平穩定的事。對此，克里對中方表示，近期美國媒體的有關報道并不是美國政府的政治決定，并重申美國政府在南海問題上不選邊站隊的立場，表示對其他當事國將一視同仁。
克里實話實說，還是虛晃一槍？還要時間來驗證。作為美國外交的首席長官，克里這番話首先是外交辭令。對此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這不，克里還未返美，《華盛頓郵報》就說，克里訪華時，中美高官是各說各話（“talking past each other”）。2迄今為止，美國國務院官方網站上，也未刊登克里那番另中國人“放心”的“表態”。美國未來在南海問題上的政策走向，仍有一個巨大的未知空間。
美軍的“火力偵察”？
對于美國軍方通過媒體表達的強硬姿態，不排除是為了配合奧巴馬政府的總體戰略，對華進行“火力偵察”。如中方退讓，美方可加碼；反之，白宮可重拿輕放，與中方不傷和氣。然而，白宮與軍方的這種“無縫對接”的合作，在奧巴馬執政期間幾乎是一種奢望。六年來，美國防長的職位已經四次“易主”，從蓋茨、帕內塔到哈格爾，卡特以前的三位防長來去匆匆，據說都因無法忍受白宮“小圈子”對軍方事務的“過度干預”（excessive macro-management）。3
相比前三任防長顯赫的從政經歷，現任防長卡特更是一個技術官僚。他是牛津大學理論物理博士，又在哈佛任教多年，克林頓時期曾在國防部任助理國防部長三年，奧巴馬執政后再回國防部任職，4今年2月被任命為美國第25任防長。作為奧巴馬的內閣成員，卡特是總統與美軍之間溝通的主要環節。5上周由國防部官員匿名向媒體透露的在南中國海向中國施壓的消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白宮的旨意，仍是一個未解之謎。而克里在北京對美國防部官員南海言論的否認“表態”，不禁使人想起六年前美軍駐阿富汗最高指揮官麥克里斯特爾將軍（Stanley McChrystal）的“犯上”行為。當時，這位美軍駐阿司令繞過內部渠道，直接通過媒體向美三軍最高統帥（總統）“喊話”，要求白宮向阿富汗立即增兵三萬。
而奧巴馬當時更有意政治解決阿問題，甚至不排除延攬塔利班勢力參政的方式，至少要防止美國更深一步的軍事卷入。麥克里斯特爾的言行，已超越了美國憲法所規定的軍政關系的底線，使增兵阿富汗問題高度政治化，極大壓縮了奧巴馬政府的決策空間：即增兵勢必增加美軍傷亡，引發社會反彈；反之則會被保守派扣上“綏靖”和“不忠”的帽子。不得已，奧巴馬同意增兵，但也為撤軍規劃了時間表。數月后，麥克里斯特爾因在媒體公開責罵奧巴馬的內閣官員而被解職6。
挑戰總統，爭先恐后？
麥克里斯特爾并非唯一對奧巴馬說“不”的美國高官。此前，南卡眾議員威爾遜在奧巴馬國會演講時大喊“你撒謊！”這種公然違反議程、在最高立法機構粗暴打斷總統發言的現象，在美國歷史上不曾有過。7而在此前數月中，奧巴馬在醫療、金融、稅收、就業領域的改革政策，都在美國政治生態日益政治化和極端意識形態化的氣氛中被曲解以致被肢解。
奧巴馬剛入主白宮，即受到諸多“特殊禮遇”，不能不使人懷疑是否有某種“種族”成分在暗中發酵。然而作為美國首任黑人總統，族裔問題又是奧巴馬任期內最難有作為的領域。早在2008年大選中，奧巴馬就盡可能地回避或“超越”族裔問題，美國黑人主流對此多有微詞。哈佛大學黑人社會學教授奧蘭多認為，奧巴馬在任期內不可能在族裔問題上有所作為。8如今，奧巴馬即將卸任，美國各地多次發生白人警察槍殺、致死美國黑人而逍遙法外的惡行。在阿富汗撤軍問題上，保守派大肆攻擊奧巴馬政府“無能”，前防長拉姆斯菲爾德在極右的福克斯電視臺的訪談中，甚至說一個受過訓練的猩猩都可以擺平阿富汗。9拉氏言辭中不加掩飾的種族主義霉味，為美國軍政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又增添了“族裔”這一可以意會卻無法言傳的新變數。
布什治軍之道：“軍事革命”與“戰時總統”
哈佛出身的奧巴馬玩不轉軍方，不讀書不看報的小布什亦無良策。10入主白宮后不久，布什的治軍理念就與軍方的利益相搏，導火索是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軍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即走精兵之路，把“大而全”的冷戰機器，以高科技打造成一個少而精的美軍。然而拉氏對五角大樓的“整肅”、使美軍“消腫”的猛藥，意味著裁減過時和昂貴的武器研發項目，這直接影響到各軍種的利益和數不清的武器承包商的利潤，在軍中阻力重重，怨聲載道。拉姆斯菲爾德對此十分失望。9／11事發前一天，他在對五角大樓雇員“訓話”時表示：
今天的議題是一個對美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敵人。這個敵人是世界上中央計劃體制最后的堡壘之一。它以五年計劃的強制方式，從一國之首都發號施令，力圖使其指令跨越時空，達及五洲四海。這個敵人對自由思想和新穎思維的打壓不竭余力。它干擾美國的國防，使在美軍服役的男女公民處于危險之中。
也許這個敵人聽起來像是蘇聯，但蘇聯已不復存在。而今天的這個敵人則相當狡猾和殘忍。也許你們認為我是在描述世界上所剩無幾的老朽的獨裁者，但那些獨裁者亦來日不多。無法與這個敵人的實力和規模相提并論。
這個敵人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樓的官僚機構。
隨即發生的9/11恐怖襲擊，至少暫時擱置了布什政府與軍方的糾葛。拉氏在上述演講中提到的五角大樓歷年來積累的2.3萬億美元的黑賬也不了了之，也從未見有任何大小“老虎”被揪出。然而隨之而來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事，主戰的文官與軍界紛爭再起。在軍事戰略層面，阿富汗戰事未了，布什即下令美軍揮師伊拉克，流散的塔利班力量因此得以喘息，最終卷土重來，對阿富汗重建構成嚴重威脅，軍方至今對此耿耿于懷。伊拉克方面，美軍高層主張以數十萬大軍對伊構成數量和質量上的絕對優勢；副國防部長、新保守主義干將沃夫威茨則認為如此用兵“過于離譜”（wildly off the mark）。此后，美軍雖速戰速決，卻由于政策失誤和兵員匱乏一直難以對伊進行有效占領和管制。2006年秋，布什政府最終意識到增兵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軍方則得出相反的結論，即美軍在伊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問題”、而非解決問題的“手段”，增兵越多，問題也會越多。11布什政府最終得以對伊增兵兩萬，對早已“過載”的美軍來說，這意味著更長的輪換周期，更少與家人團聚，更多的心理壓力和心理障礙（即“創傷后壓力綜合癥”，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更多的軍內暴力事件。
布什政府與軍界矛盾更為深層的原因，是以新保守主義為干將的布什外交-軍事政策團隊，對軍隊的專業技術領域和操作層面成功地進行直接控制和干預。這在越戰以后尚屬首次。布什本人對文官政府的越俎代庖，主要是受到著名新保守主義學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艾律奧特·庫恩（Eliot Cohen）2002年的《最高統帥》一書12的啟發，立志做庫恩筆下像林肯、克列孟梭、丘吉爾、本-古里安等文官出身的“戰時統帥”。然而這并不能扭轉頹勢，美軍中近半的官兵認為布什指揮不當，使美軍在伊拉克陷入兩難境地。
亨廷頓的“文武之道”
1957年，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在其成名作《士兵與國家》中，就美國的軍政關系首次提出所謂“客觀控制”的概念（objective control），即美國文官政府應允許軍界在專業化和現代化等領域擁有相當自主權，以換取軍方對美國國家利益和文官政府的認可和服從；文官政府不必時時處處插手軍界事務。
亨廷頓為美國的軍政關系確立的規范，在多大程度上理順了美國的軍政關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至少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和理想目標。在此前后，美軍人抗命和犯上的例子屢見不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當年麥克阿瑟將軍坐鎮日本，在朝戰初期我行我素，使美軍遭受重大損失，又執意將戰爭擴大到中國，還對杜魯門總統不屑一顧，大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勢，迫使杜魯門中途換將。朝鮮戰爭以后，美軍的開支和規模進一步擴大，又與政界和商界打造盤根錯節、無孔不入的軍工集團。13其呼風喚雨之力，甚至連身經百戰的艾森豪威爾總統也為之震動，在1961年初的卸任演說中，他嚴厲警告美國軍工集團對政治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后冷戰時期，美軍方和軍工集團在國內和世界范圍內的影響日益擴展。在美國政府各部門中，國防部的預算最多，2008年度達7,110億美元，占全球軍事總開支1.47兆億美元的48%。14如此天文數字的軍費，支持著遍布美國及世界各地3000余處軍事基地和設施，包括700余處分布于130個國家的海外基地，供養130萬現役軍人，70萬文職人員和110萬后備役軍人。相比之下，主管美國外交的國務院2008年預算僅90億美元，為軍事預算的1.26%。15亨廷頓的《士兵與國家》問世50余年，今日美國的軍政關系，已遠非艾森豪威爾時期相對簡單的“軍方好戰與文官言和”的模式。由于軍工集團的觸角和影響已深入美國各界，其利益代言人也進入政府各階層個部門，幾乎沒有哪個政客可以“漏網”，且不分左右，民主共和兩黨通吃。與此同時，文人好戰甚于軍界的例子比比皆是，越戰和伊戰都是如此，因此有“雞鷹”之稱（chicken hawks），明明是雞，卻偏偏以鷹的行為行事。
結束語：誰來“讓子彈飛”？
回到南海問題，克里在北京可以否認軍方在南海問題上的“狠話”，但在實際操作中有多少約束力，可能就由不得克里了。就在美國軍方透過媒體放話一天前，美國海軍濱海戰斗艦沃思堡號已經駛近中國控制的南威島，中國海軍的鹽城號導彈護衛艦緊隨其后。中美間“貓與老鼠”的游戲已經開場了。
這場戲怎么演下去，何時收場，這是一個問題。二戰以后美國多次海外用兵，都是先打起來再說，至于如何結束戰爭，何時收兵，美國人則很少關心。一年前烏克蘭危機時，基辛格就指出美國對外用兵的這個“鐵律”。16原因很簡單，越戰后美國取消征兵制，一般民眾對美軍在海外的征戰很少關注，除非打糟了和打不下去時才有所醒悟。至于開打前的那些“預熱”動作，美國主流媒體總是忽冷忽熱，要么缺乏興趣，要么一邊倒地指責對方，鮮有客觀、全面的報道。
南海問題是否會落入這個“俗套”，不得而知。筆者在此要指出的是，1999年以來中美之間的兩次擦槍走火，美國的軍政要員可能都蒙在鼓里。一次是1999年5月7日美國軍機“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美方一直堅持說是用了舊地圖。如果這個解釋成立，號稱天下第一的美軍情報、作戰系統就是一筆爛賬。17第二次是2001年4月1日中美南海撞機，據在水門事件中出人頭地的美國明星記者武德科克報道，時任防長拉姆斯菲爾德也不知情。他在公開場合指責中方飛行員不夠專業，關起門來就罵娘，要找出誰捅了簍子，結果發現是美國海軍進行多年、天地人三不管的所謂“例行”飛行。18
“書生”出身的新任防長卡特在南海問題上如何讓子彈“飛起來”又不打到自己的腳上，人們還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