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三年，中日財長重啟對話，就“全球經濟形勢下的中日經濟”所涉及的各項問題展開探討。輿論認為，這次對話的意義遠超經濟層面，反映了兩國高層緩和中日關系的政治決斷，傳達了兩國關系觸底反彈的重要信號。確實，經濟是中日兩國各自內政外交和兩國關系的交集。在經濟領域，中日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這是雙方共識。正是基於這一共識，在經濟方面，兩國關系開始發生變化。

　　訴諸曆史，上世紀50年代，中日簽署了三次“民間貿易協定”。1960年，周恩來總理提出了中日貿易三原則：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別在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後，中日關系漸趨“政熱經熱”。本世紀初小泉純一郎執政後，由於持續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系開始呈現“政冷經熱”局面。2012年，日本政府對中國釣魚島實行所謂“國有化”後，中日關系進一步惡化並呈“政冷經冷”局面。但是，長期的經貿關系，使兩國經濟高度依存。以貿易為例，2014年兩國貿易額為3124億美元，占日本外貿總額的21%，占中國外貿總額的7.5%;日本對華出口占出口總額的23%，中國對日出口占出口總額的5%。不難想象，“政冷經冷”若持續下去，對兩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民生改善，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日本方面對改變“政冷經冷”有急迫需求。用《朝日新聞》的說法，“為日本企業在日益擴大的中國市場賺取利潤創造良好的環境。”2014年，日本在華直接投資同比減少了38.8%，創25年最大跌幅。日方投資意願未轉化為投資行動，政治關系的惡化是不容否定的因素。日本是中國主要外資來源國，僅長三角地區，就有約20000家日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漸增之際，若日本在華投資持續縮減，日資企業陸續撤出，也將導致中日“雙輸”。

　　應該看到，日本民眾是重視中日關系的。2013年12月26日，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國的強烈反對後，日本共同社實施的全國緊急電話輿論調查顯示，69.8%受訪者認為“有必要顧及外交關系”。須知，日本民意是阻遏安倍等在曆史問題上妄言妄行的重要力量。6月5日，麻生太郎與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會談時引用安倍的話表示“日本對二戰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將永遠不會忽視對亞洲各國人民造成的苦難”，便是與日本民意訴求有關。

　　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深度轉軌期,國際金融體系和秩序也正逐漸發生變化，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出資比，已升至第3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4月舉行的G20央行行長、財長論壇發布的數據，亞洲年需基礎設施投資超出7000億美元。中國倡導建立的亞投行，是基於自身經濟實力，為推動亞洲各國基礎設施建設而做出的努力。3月31日，李克強總理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總編巴伯專訪時指出，我們倡導建立這個銀行不是要另起爐灶，而是對國際金融體系的一個補充。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5月21日宣布，今後5年將通過“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開行”)等機構，將日本對亞洲基礎設施的投資從850億美元增至1100億美元，增加約3成，此舉被日本媒體解讀為“與中國抗衡”。即便如此，中國仍願意通過這次財長會談，為消除分歧，使中日兩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推動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這無疑是負責任的態度。因為，中日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合作還是對抗，影響到絕不僅僅是兩國經濟。

　　必須強調，中日經濟關系的變化，絕不意味中國在領土主權和曆史認識等原則問題上的立場也隨之發生轉變。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沒有、也不會發生變化。面對錯綜複雜、受多重因素影響的中日關系，我們必須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堅持“變”與“不變”相結合。(作者：馮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