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楊華勇

    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行動每日消耗高達10億至20億美元，一個月來已燒掉數百億美元，這遠超特朗普政府最初的「速勝」預算。國防部向國會申請的超過2000億美元額外撥款，在反戰情緒高漲、財政壓力巨大的國內政治環境下，勢必遭遇兩黨議員的強力抵制。對特朗普和共和黨而言，這場戰爭在錯誤的時間（中期選舉年前）以錯誤的方式（高烈度、高消耗、無明確勝利節點）爆發，正迅速演變為政治負資產。

    拖入消耗戰 缺退出機制

    更深層的是戰略誤判。特朗普或許曾認為，通過「斬首」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可複製刺殺蘇萊曼尼後的震懾效果，迅速瓦解伊朗政權意志。然而，伊朗的政權結構具有極強的抗壓性與連續性，神權體制下的領袖更替雖受衝擊，但「復仇」與抵抗反而成為凝聚國內力量、動員地區什葉派勢力的最強口號。軍事上，伊朗憑藉本土作戰優勢、多年經營的區域代理人網絡（如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以及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王牌，成功將衝突拖入消耗戰。這使得美以的空中優勢與技術優勢，在複雜的政治與地緣現實面前大打折扣。

    特朗普陷入「TACO」循環（設定最後期限——威脅升級——延期退縮），根源在於缺乏連貫的戰略目標與清晰的退出機制。他想以極限施壓迫使伊朗讓步，卻不願承擔全面戰爭的風險；他想通過「和談」姿態緩解國內壓力，卻又無法約束以色列的單獨行動，更無法取信於仇深似海的伊朗政權。這種「既想威嚇又想談判、既要增兵又在喊和」的矛盾姿態，非但未能逼退伊朗，反而不斷透支美國所剩無幾的國際信譽，讓盟友與對手都視其決策為不可預測的噪音。

    伊朗不信任 以色列放任

    伊朗的強硬立場，遠不止於談判桌上的戰術姿態，而是源於三個結構性的不信任：第一，血仇與神權尊嚴；第二，不對稱武器的有效性，這張「王牌」的有效性，給了伊朗在談判桌上堅持核心訴求（如承認海峽主權、賠償損失）的底氣。還有一個關鍵變數常被低估，是以色列的戰略自主性。以色列將伊朗的核能力與地區影響力視為「生存級威脅」，其戰略邏輯是「先發制人、主動削弱」，而非「威懾平衡」。因此，即使美國出於經濟與選舉考量希望降溫，以色列仍可能認為，持續軍事打擊伊朗核設施與代理人網絡，符合其根本安全利益。3月27日以色列不顧美國「勸喻」空襲伊朗核設施，便是明證。

    這對特朗普構成兩難：若強力約束以色列，將得罪國內強大的猶太遊說集團與福音派選民，衝擊共和黨中期選舉基本盤；若放任自流，則以色列的每一次單獨行動，都在摧毀美伊之間本就脆弱不堪的互信基礎，使美國陷入「被盟友拖入更深度戰爭」的被動局面。以色列的行動，實際上架空了特朗普試圖扮演的調解人角色，使伊朗有充分理由相信，與美國的任何協議都無法約束以色列，因而談判毫無意義。

    政經齊反噬 僵局待破局

    戰爭的外溢效應正以兩種方式反噬美國自身：在經濟層面，油價飆升與股市動蕩形成滯脹壓力。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直接衝擊全球供應鏈，推高從運輸、製造到消費各環節的成本。而特朗普飄忽不定的戰爭信號（今日最後通牒、明日談判延期），更成為金融市場的隨機擾動源，加劇了資本市場的恐慌與波動。這種不確定性對中小企業與普通民眾的傷害最為直接，卻可能讓少數能「內部交易」的政商人物獲利，將進一步侵蝕特朗普的政治正當性。

    在政治層面，反戰聲音在校園、街頭與國會山持續高漲。民眾不滿於戰爭的無底洞消耗，擔心經濟受損與子弟兵傷亡。對共和黨而言，中期選舉的傳統議題本應是經濟與通脹，如今卻被一場「遙遠且無勝利希望」的戰爭所綁架。特朗普或許已意識到，盡早「止蝕」抽身，才是政治自保的理性選擇。

    目前的僵局似乎無解：伊朗不可能在領土主權、領袖血仇、安全保證等核心訴求上讓步；美國難以承受長期戰爭的經濟與政治成本，卻又無法接受「不體面」的撤軍；以色列則決意利用此視窗期最大程度削弱伊朗的核與常規力量。

    可能的破局點，如卡達、阿曼、俄羅斯等的緊急斡旋，推動一項「臨時、可驗證的停火」：伊朗有條件重開部分海峽通道以換取國際油價穩定；美國暫停對伊能源設施的打擊並承諾約束以色列的進一步襲擊；同時設立由中立國監督的談判框架。但這需要美伊雙方都做出痛苦的妥協：美國需實質性約束以色列，並接受伊朗政權在可預見未來的存續；伊朗則需在賠償、核活動等問題上展現靈活性。

    然而，在深重的仇恨、破裂的信任與國內政治的捆綁下，任何理性妥協都舉步維艱。這場戰爭最終可能不會以明確的「勝利」結束，而是隨着各方精疲力竭，逐步降級為一場「凍結的衝突」——但這過程拖得越久，中東的地緣政治裂痕就越深，全球經濟的代價就越大，而特朗普在國內的政治前景，也可能隨之一起沉入波斯灣的泥潭之中。

    頂圖：4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首都華盛頓白宮發表全國電視講話。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