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屆香港書展將於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主辦方於7月3日在廈門外圖書城發布了這一消息。書展將以「文創傳承·旅悅人生」為年度主題，同期舉辦「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及「零食世界」，三項展覽雲集超過770家展商，來自近30個國家及地區。

　作為書展文化活動顧問團成員，《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深度參與了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這位見證香港書展從書籍買賣走向文化地標的資深媒體人，表達了對當下時代的深刻思考——在AI浪潮、短視頻衝擊和注意力渙散的多重夾擊下，文化正在經歷一場悄無聲息的危機。

　「靈魂被偷走」的隱憂

　7月2日，香港貿發局在廣州舉辦書展新聞發布會，嘉賓們圍繞「AI時代的人文堅守」展開對話。邱立本在分享環節指出，當前正處於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時代，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高科技的重鎮，匯聚了騰訊、華為、阿里等眾多科技巨頭。然而，面對AI的浪潮，文化界與知識界似乎缺乏足夠的反思。「在人文世界中，如果我們喪失獨立思考，未來恐怕只能被AI牽著鼻子走。」

　邱立本提醒，在享受AI帶來高效和便捷的同時，文化界與知識界應警惕被技術「偷走靈魂」。「AI或許能美化我們的路徑，但我們要警惕它『偷走我們的靈魂。』‌」

　這一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在邱立本看來，當下的時代困境不止於技術層面——短視頻的碎片化傳播、社交媒體的即時性消費，正在系統性地瓦解人們的專注力。「大家的專注度，還有包括情感的共鳴度，已經在逐漸下降。」他在訪談中直言。這種渙散不僅影響閱讀習慣，更侵蝕著人與文學、人與思想之間本應建立的那種深度連接。

　閱讀，更像是一場「反渙散」實驗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書展的意義被重新定義——它不僅是書籍的展銷平台，更是一場對抗注意力渙散的文化實驗。

　「過去21年以來，我們辦那個名作家演講系列，已經是創造了一種文化的力量，他成為香港的一個名片。」邱立本說。在他看來，香港書展擁有其他城市書展難以比擬的優勢——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硬件設施、香港貿發局專業的管理能力，以及對活動細節的精準把控。「你去台北、在上海，出版社的攤位和作家演講的地方混在一起，一個攤位賣書，隔壁作家在裏面演講，大概最多就100人左右，還很吵鬧。但香港是另外一回事——大劇院，幾千人在那邊。」他回憶，前年作家余華的講座吸引了7000人到場。

　在邱立本看來，這不僅僅是一場文化盛會——在注意力渙散的時代，在AI試圖「偷走靈魂」的時代，書展正在做一件看似樸素卻至關重要的事：讓人們重新坐下來，靜靜地聽一個作家說話。

　這種規模效應本身就是對碎片化時代的有力回應。在一個平均注意力不斷縮短的時代，能夠讓數千人同時聚焦於一場文學講座，其意義已經超越了活動本身。

　邱立本對香港的定位有著清晰的判斷。「中華民族文化之都，現在應該是在香港。」他給出的理由是：香港最多元、最自由，資金自由流動，「文化這個整個事業背後就是資金的力量，而香港書展已經是香港的一張城市名片，蘊含著自身的文化力量」。

　今年書展的嘉賓陣容為這一判斷提供了注腳。「名作家講座系列」邀請了中國先鋒小說領軍人物蘇童、曾獲莊重文文學獎及魯迅文學獎的畢飛宇、中國建築師兼小說家劉家琨等多位重量級講者。作家劉震雲及許子東兩場講座反應熱烈，開放報名後迅速額滿，大會為此特別安排更大場地。「英語及國際閱讀講座系列」則邀得多位海外作家來港分享，今年更首次增設東盟文學節，促進香港與東盟地區的文化交流。

　文學的思考：這，是作為「人的連接」

　在邱立本看來，無論技術如何演進，文學的核心功能始終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接。當算法推薦不斷將人封閉在信息繭房中，當短視頻以秒為單位切割著人們的注意力，書展提供了一個讓讀者與作家面對面、讓思想與思想直接碰撞的物理空間。「我們在這裏遇見的不僅是書，更是書背後的思想主張。」

　對於當下社會的普遍焦慮情緒，邱立本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焦慮時代剛好是最好的創作的溫床——你有焦慮、有壓力，成為你的動力。」他認為，AI挑戰、短視頻衝擊、時代焦慮，恰恰可能催生文化創新力量。「這個焦慮就會成為我們靈感的燃料。」他引用了狄更斯《雙城記》中的名句——「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絕望的冬天，也是希望的春天」——然後說：「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我們唯有充滿愛與希望，繼續走下去。」（記者 胡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