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资产负债表不再面临极大约束，经济自2009年以来起码实现了小幅增长。如今，美国经济可能要开始加速了。其他推动增长的因素还将包括：廉价的能源、投资增加以及新家庭组建速度的回升—该速度一直处于危机前水平的大约一半。这不太可能导致通胀意外大幅上升，那种情况将迫使美联储(Fed)踩下刹车。由于世界经济疲弱、油价下跌，通胀应该不会成为重大风险。美联储应会缓缓地收紧政策—这不太可能给美国以外的经济体带来麻烦。

　　欧元区的处境则不同于美国。欧元区信誉最可靠的国家德国，仍依赖于外部需求。该国也大体上反对实施可能刺激需求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德国更反对实施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无论在国内还是欧元区。德国希望，“结构性改革”的魔力将唤醒动物精神—尽管过去10年里，其结构性改革在国内没能唤醒此种动物精神。

　　由于德国方面的坚持，欧元区已变成了以“竞争力”之名争夺本来很疲弱的需求的战场。德国不能突破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观念框架，采纳一种适用于一个大陆经济体的思维模式，这是很可悲的。

　　鉴于存在债券收益率（目前很低）将开始攀升的风险，危机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不夸大世界经济放缓态势很重要，但避免增长持续滑坡也至关重要。为了化解这一风险，新兴和发达经济体都需要启动精心筹划的改革。对后者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欧元区内部，若不能制定出一项平衡的经济战略，仍是极其糟糕和非常危险的。此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张的，增加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理由很充分。在增长疲弱和实际利率超低的当今环境下，这么做本身就会带来回报，可以降低而不是提高公共债务水平。

　　制定既不忽视需求约束、又不依赖信贷繁荣的增长战略很重要。这一点有可能做到吗？有。但会实现吗？我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