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元
1月14日，梁特首在施政報告開篇引言中指出：「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苑》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命運自決》。2013年《學苑》還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刊，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
學苑主張錯誤
上述警言並非危言聳聽，因為《學苑》的政治研究導向和有關文章、書刊確實是釋放了危險的「港獨」信號，有為「港獨」思潮和行動建立理論支撐和道德高地的嫌疑。所謂「香港民族論」難道不是想與同祖同根的中華民族切割，又是什麼?所謂香港人「命運自決」難道還想搞「港獨」不成?因此，施政報告開篇引言中提出對《學苑》「錯誤政治主張和思潮動向」的警惕與勸阻告誡(注意：不是批判，是勸阻告誡)，是有其深意和誠意的，也是恰如其分的。
因為，施政報告立足於香港經濟、民生的持續和長遠發展，倘若香港沒有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及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只聽任各種違逆民意和潮流的錯誤政治主張，甚至是叛道離經的謬論肆意妄為，必將出現繼續折騰、撕裂香港社會的亂象，必將攪得香港烏煙瘴氣，又怎樣保障政府順利施政與經濟、民生的持續健康發展?因此，施政報告首次開篇強調「必須警惕《學苑》錯誤的政治動向和必須依法推進政改、依法治港」，正是為了掃清政府順利施政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路障，是十分正確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
筆者注意到：從《學苑》提出有關政治謬誤的時間表來看，也絕非偶然。一是從2013年就開始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已在書店上架)，這恰好配合了2013年1月「佔中三丑」提出的有關概念和4月高調出街的「佔中」宣傳，企圖臆造所謂「公民提名」的理論依據和民意基礎，並與「佔中」運動遙相呼應。二是2014年2月，《學苑》的封面專題出現《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又正好呼應了香港極端反對勢力正在緊鑼密鼓布局、推進的「佔中」五步曲的第三步，企圖打正旗號煽動、鼓吹所謂「公民違法抗命和全民公決」的行為，並製造輿論導向和民意對抗。由此看來，港大的《學苑》刊物確實已涉足錯誤的政治傾向邊沿，或者已經被極端反對勢力和持錯誤主張的學運領袖所綁架、操控了，並成為配合整個「佔中」行動的宣傳工具和輿論前哨。
港大學術慘輸
值得留意的是，本月26日，《文匯報》有署名高鈺的文章大幅報道了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即將公布的《研究評審工作(RAE)2014》報告之評審數據。結果顯示：香港科技大學憑借約七成的學術課題研究成果，獲評選為「三星或四星」的最高等級，並榮登香港「星級大學」榜首，遠遠超越了排名第二的百年老校「香港大學」(僅有五成達星級標準)。且從兩校的師資配置人數比較，香港科技大學合資格教職員有436人;而香港大學卻是高達1014人。因此，兩校的「星級」含金量更是高下立見。即：香港科技大學的星級含金量還超過港大一倍多，為何兩校落差如此之大?百年老店、業內學術界的老龍頭：港大法學院為何慘輸科大?文章揭批：「港大法學院及前任院長陳文敏近年重政治、輕學術」，該院副教授戴耀廷涉嫌策劃、主導違法『佔中』過程中長時間游離校外，不搞教研、不務正業，熱衷煽動、組織違法亂港的「佔中」運動，正是得到其上峰陳文敏的縱容、包庇和支持」。這也是港大放棄學術權威的龍頭地位，而熱衷錯誤政治路向和臆造「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等謬論，而導致評級慘輸的原因所在。
高校應有正確意識形態
這裏更值得大家關注的是：港大的《學苑》事件和星級評審結果，兩件事例表面看似無直接聯繫。一個是該校學生會的期刊;另一個是該校科研成果評選。但內裏卻有關聯。首先，兩件事的焦點都指向本地的高等學府「香港大學」;第二，其核心內容都離不開近年該校法學院
熱衷的「佔中」運動和「公民違法抗命」;第三，前者成為了配合後者行動、製造謬論的宣傳工具和平臺;第四，其焦點人物也都直指現在家喻戶曉的港大法學院副教授、「佔中三丑」之首的戴耀廷。
因此，將兩件事聯繫起來，就是一個值得社會各界高度警惕和關注的現象。高校本是教書育人，培養香港未來接班人的神聖殿堂，怎能被泛政治化的思潮淪陷?怎能傳播違法、違憲的思潮言論?「港大」也是培養香港未來接班人的聖殿，就應塑造培養更多順應歷史潮流和主流民意，及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知識和遵紀守法的有為青年，又豈能聽任「香港命運自決」的政治謬誤肆意蔓延?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高校的教授、教師們當為人師表，受市民愛戴，又怎能容忍禍港亂港的害群之馬混跡其間，逍遙法外?可見，高校樹立正確的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觀尤為重要!
香港是自由開放的國際都會，更是法治社會，絕不容許少數人打著「言論自由和行動正義」的幌子去衝擊法治的底線。作為法學權威的「法學院」及其教授就更不能「知法犯法，教孩子違法」。因此，後「佔中」時期，香港必須重建法治的權威與尊嚴，必須全民護法，嚴格執法，絕不能讓違法亂港分子再有庇護逍遙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