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生育政策調整步伐正在加快。繼放開雙獨二孩、單獨二孩之后，國家衛計委在今年7月10日的發布會上首次宣布，正在抓緊制定放開全面二孩的政策。據參與政策調研的學者透露，全面二孩政策可能最快在年內就開始實施。
生育政策調整的背后是嚴峻的人口形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人口結構已經出現少子化和老齡化并存、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等問題。總和生育率(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已經長期大大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基于二十多年的專注研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口學者李建新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呼吁，中國對人口數量的認識急需徹底擺脫以數為中心、過分重視人均指標的舊有范式，生育政策應該根據現代人的生育觀念和行為的改變以及經濟社會的變化而及時改變。
擺脫“以數為中心”的舊有范式
第一財經日報：這幾年一些本來不應該那么復雜的問題，比如總和生育率的具體數據，一直有相差懸殊的說法；再比如現在的單獨二孩政策，根據申請數量判斷政策效果，說起來不難，但是仍然有截然不同的聲音，有激烈的爭論，這到底是為什么？
李建新：說到底我認為是基于對人口問題認識的不同范式，到底是以數為中心還是以人為中心。過去30年來，世界、中國社會、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政策制定部門對人口的認識還停留在30年前，還是以數為中心，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
一直以來，這種以數為中心的人口觀念深入人心，從上到下，總是覺得人口數量問題是中國的首要問題。盡管現在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少子化和老齡化的問題都很突出，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但是“人多是負擔”這個價值判斷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所以生育政策遲遲不能與時俱進地改變。
我到各處講人口問題之前習慣先問一個小問題，你對中國人口的第一反應是什么？下面差不多異口同聲地說，人太多了！絕大部分人，當他說中國人多的時候既是一個事實也是一種價值判斷，不是自豪，而是認為是一種負擔。
因此，我們就不奇怪，有關方面每每在選擇數時，從來都是高估的。比如人口數量，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報的人口總量比各省直接登記到的人口之和高出2000多萬人。這就是在以數為中心的人口觀念下，高估總是比低估更加“安全”，但這客觀上就造成了統計數據的不準確。另外一個測不準的是總和生育率。不同機構和不同專家測算的總和生育率相差很大。
還有就是單獨二孩政策的效果，我們看到，最早有關方面預估每年多出生200萬人，到年末的統計數字顯示申報的才有100萬，2014年多出生人數只有47萬，這47萬也并不全部是單獨二孩政策所致。從數據看是節節退后，跟預期越來越遠。但就是這樣，有關方面依然還是要強調，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的申報情況基本符合預期。應該說從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的申報情況看，人們的生育意愿已經非常低了，這足以讓我們警醒。
無論是對人口總量、總和生育率的“高估”，還是對生育反彈水平的夸大，都顯示出相關部門對數量的過度敏感。為什么要以不同的方式強化中國人口的數量壓力、“建構”出種種人口數量問題危機呢？有不同的解釋，包括維護部門利益和擴張權力等。我認為，這背后的根本還是對人口問題的認識。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關于中國人口數量問題的認識已經背離了我們今天所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其背后是單一、片面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以“數”為核心，以提高“人均值”作為衡量發展的標準和追求的目標，以靜態的數量觀和“人均分母效應”為分析手段，忽略了人口自身再生產的規律性，片面夸大了人口數量的副作用。
這就導致任何事情都能把人口作為替罪羊，交通擁堵是因為人太多，空氣污染是人太多，孩子上學難也是人太多。這樣形成一個認識慣性，誰都不愿意認真思考和解決問題，往人口多身上一推就行了。
考察人口與發展之間的關系，人口多與少固然是影響發展的一個方面，但更本質的是要以動態結構觀審視人口內部結構的變化是否有利于發展。
所以，對人口問題的認識必須徹底擺脫這種“以數為中心”的舊有范式，否則必然會繼續扭曲人口自身再生產，導致人口年齡、性別結構失衡，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需警惕“后公用地悲劇”
日報：對生育政策的調整有這樣一種擔憂，萬一放開了，大家都搶著生怎么辦，那過去幾十年控制人口數量的努力不就功虧一簣了嗎？你怎么評價這樣的擔憂？
李建新：這種擔心是多余的。你有什么依據認為放開生育之后人們會搶著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孩”政策剛出臺時，被形容為“天下第一難”。因為跟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不相符，跟與之相應的傳統觀念如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等觀念直接抵觸。但現在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現在的生育主體是80后、90后，他們的生育觀變化了，生存的物質條件發生變化了，養育孩子的成本變化了。在這種情況下，少生優育甚至是不生育，成為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這跟他們的父輩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美國學者哈丁提出了著名的“公用地悲劇”概念。但很少有人知道，哈丁正是針對人口問題提出這個概念的。他的觀點是，有限的地球只能承載有限的人口，多生孩子的正效應由個人獨享，負效應則是集體分擔，因此，在發展中國家中自由放任的生育行為終將會導致“公用地悲劇”的發生。
但是哈丁沒有想到，發達國家會陷入另一種人口困境，另一種“公用地悲劇”。在發達國家，每個理性的個體在生不生孩子的選擇上也要計算收益成本，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最后，不生或少生孩子變成了符合個人利益的選擇。這種個體選擇的集合表現就是，發達國家的總人口、勞動年齡人口呈現加速老化和衰減，這反過來影響經濟發展，從而進一步影響整體人口的福利維持和提高。這是一種“后公用地悲劇”。
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看，勞動力充足和人力資本不斷提高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利的人口要素條件。在哈丁看來，發展中國家每增加一個孩子，就意味著在公用地上多增加一份負擔；在發達國家的“后公用地悲劇”中，發達國家每少生一個孩子，就意味著公用地上少了一份財富。
對中國來說，我們要警惕可能面臨的“后公用地悲劇”。從歷年的人口調查數據來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到一個嚴峻的水平，且中國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很低。去年單獨二孩政策放開后在全國各地遇冷就是一個明證。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會進入一個加速度的過程，如果生育率持續走低，中國人口結構將會加劇失衡。
人口政策需要超前制定，因為它的變化本身是滯后的，而且有一定的慣性和周期性。中國人口的總和出生率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只是因為人口增長的慣性，人口數量還在繼續增長。但是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連續三年出現凈減少。這些都是預警信號。
如果繼續維持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中國將不可避免地陷入“后公用地悲劇”之中，中國人口將遭受損失，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將受到削弱。
正確理解“計劃生育”的目標
日報：這幾年調整生育政策的呼聲很高，從人口學者到經濟學者、社會學者，從人大代表到政協委員，一些普通公民也在通過各種渠道建議調整生育政策。雖然說政策也在調整中，比如從雙獨二孩到單獨二孩，但跟現實需要相比，還是不夠的。
李建新：跟嚴峻的現實相比，政策變化的確是慢太多了。我1995年的研究就指出，生育政策調整的最佳平穩過渡時間點是2000年左右。現在離2000年已經過去了15年。
我認為現在有一個問題也需要厘清，就是我們如何理解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作為影響個體生育行為和人口宏觀運行的人口政策，計劃生育是其重要一部分。1982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然而，30多年過去了，中國社會方方面面包括人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人口的增長已經進入低速且很快進入負增長，恰恰是人口的結構嚴重失衡正給而且還將繼續給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沖擊。
2012年中共中央十八大報告指出，要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顯然今日再理解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內涵應當要與時俱進。我認為首先應當尊重個體的生育權利，把生育權交還給家庭；其次，應當遵循人口自身發展規律，以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為目標。所以，結合中國的人口現實、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當前最緊迫的就是立刻改變生育政策，變控制為鼓勵，變管理為服務。唯有這樣，才能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唯有這樣，才能最終實現人口、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和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