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海歸創業來源越來越多元化，創業者們不僅限于來自硅谷，而是遍布北歐、德國、法國、英國乃至韓國，他們帶來環保、醫療器械、生命科學、時尚設計、工業設計、工業4.0等不同領域的技術和經驗。
記者卜凡實習生陳冰淳深圳報道
近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與智聯卓聘聯合發布“2015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中國留學回國累計總人數已達180.96萬，占到了出國留學累計總人數的51.4%。
這是我們有確切數字統計以來，歸國人數首度超越出國留學人數。換句話說，中國過去多年作為世界人才凈流出國的局面，迎來歷史性轉折。
而此時，距離第一個負笈遠行的中國留學生容閎登船出海，已過去了168年。
這些掌握前沿技術、熟諳國際規則的高層次人才正在成為創業大潮的生力軍。發布上述報告的第十屆中國留學人員創新創業論壇上，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指出，“創業是當代海歸最鮮明的特征”。
第六次科技革命興起之時，中國恰好面臨前所未有的海外留學人員“回國熱”、“創業潮”。調查統計顯示，2014年留學歸國人員中，碩士以上學歷者占7成，已經相當于中國國內產出的一半左右。從海歸創業的領域看，幾乎都集中在生命科學、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國家戰略新興產業。
也就是說，這批高層次海歸人才勇敢創業，不僅大大提高了自身對于工作的滿意度，更為中國的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實現世界趕超點亮了星星之火。
1.中國告別人才凈流出
1850年，作為中國留美第一人，拖著長辮子的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念及“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他選擇回國。
史料顯示，1872年至1875年間，容閎曾先后組織4批共120名中國少年赴美留學，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大規模的留學運動。這其中有50多人進入哈佛、耶魯、哥倫比亞、麻省理工等著名學府深造，成為洋務運動主力人才。
20世紀初，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決定退還部分中國庚子賠款，將之用于每年資助一部分學子留學美國，史稱“庚款留學”。接下來數十年中，伴隨著革命和戰爭，“庚款留學”盡管時停時歇，但也培養出中國近代各個學科多位奠基人。
1924年，在孫中山“以俄為師，赴蘇留學”的號召下，國共兩黨紛紛派出青年奔赴蘇聯，為此，蘇聯政府在莫斯科專門創立了一所孫逸仙中國勞動大學，大批接收中國留學生。1926年前后，在蘇聯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有1600多名。
新中國成立初期，動蕩讓文化和教育也在急劇轉型中舉步維艱，十年浩劫之后，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1978年，在鄧小平“要成千成萬地派”的指示下，約6000名留學生以訪問學者和進修人員的身份前往歐美各國。這一批留學生極高的回國率，卻成為了時代絕響。
而1984年，國務院出臺《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自費出國留學的大門，但這些中國當年最為精英的人，卻大都留在了海外。
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到2004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81.5萬人，留學回國人員僅為19.8萬人。以留學生身份出國、選擇留在國外的，有61.7萬人，比例超過75%。
而高層次人次外流率更高。2008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的《美國大學博士學位獲得者綜合報告》顯示，2000年-2005年間，中國大陸（含香港）17763名留美學生獲得博士學位后，傾向于繼續留在美國的比例為全球之最，2000-2001年高達91.4%，2002-2005年則為90.4%。
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根據教育部近十年公布的留學數據梳理發現，自2005年起，當年留學回國人數占出國人數比例逐年加快。2005年，當年回國人數為3.5萬人，約占出國人數的三分之一，但到2013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85.4%。
到2014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為45.98萬，是2005年4倍，但回國人數卻是2005年的10倍。截至這一年，中國留學回國累計總人數已達180.96萬，歷史性地占到了出國留學累計總人數的一半以上。
盡管截至2014年底，中國還有170萬的出歸“赤字”，但如果排除其中109萬仍在求學過程中，實際上已有74.48%的留學人員學成后選擇回國發展。
2.回國發展潮流
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人才凈流出實際上是發達國家竭力吸引人才的結果。
以美國為例，過去幾十年，美國一直處于吸引人才的領先地位，全世界科技移民總人數40%被吸引到美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數字顯示，1995年美國科學和工程項目的工作人員達1200萬，其中72%出生在發展中國家。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研究數據也顯示，外國出生的人口占到美國總人口的14%，而他們獲得的美國創新專利卻占了總量的1/3。在美國的7大頂級癌癥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員出生于外國，其中得克薩斯大學MD安德森癌癥研究中心的移民科學家比例高達62%。在教育領域，2011年，美國大學電子工程專業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國際學生占71%；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國際學生占65%。在美國科學與工程領域擁有博士學位的就業者中，外國人比例從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
這與美國的國家政策有關。自上世紀50年代起，美國多次修改移民法，對世界精英敞開大門，不僅通過發放長期工作簽證讓有特長的外國人赴美工作，還著力吸引潛在高技術人才——優秀的留學生留下工作。1999年在美國大學深造的外國留學生達49.1萬人，占全球留學生的1/3。
而發展中國家人才愿意留下來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由于本國研究設備落后、經費困難、研究項目無法同產品開發銜接等原因，其知識和才能價值不能充分實現，而且物質收入水平差別巨大。
2000年前后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且曾任職美國得州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徐弢近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說，“我剛到美國讀博士時，獎學金一年就有一萬八千美元，而當年我在北京高校的研究所一個月工資才幾百塊錢。”
但過去十年，中國的飛速發展，這種差距正在大幅縮小。從徐弢個人體驗來說，“我在美國當教授每年也就是10萬美金左右的收入，但在國內發達地區，一年拿五六十萬，也是很平常的事。”
的確，如果擴展的全社會，中國近年的工資增長遠快于美國。該國勞工部數據顯示，美國2004年年薪平均4.1萬美元（41118），2014年年薪平均5.4萬美元（54184），十年來只漲了32%，而中國工資水平在過去10年大幅增長，2004年全國平均工資16024元，2014年全國平均工資49969元，漲幅高達212%。
從更大的視野看，這輪回國潮涌動主要原因，還是中國各類物質條件的大幅改善，以及由于快速發展帶來的造富效應。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多年關注中國國際人才流動問題，據其分析，當前新興大國已逐漸占據產業鏈“中端”并意欲向高端邁進，這為海外的工科、技術類人才提供了充足的“用武之地”；同時這些國家交通網絡不斷完善，通訊、電力、能源、金融等行業發展迅猛，國際化大都市涌現、世界跨國大公司的入駐，各種軟硬件條件的改善，為“人才回流”提供了物質保障。
不僅如此，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新興國家屬于“后起之秀”，市場前景廣闊，商機豐富。考夫曼基金會副總裁羅伯特·利坦曾坦言：“外來移民想要在美國開創一番事業已沒那么容易了，但他們如果嘗試將美國的成功經驗和商業模式復制到新興經濟體，就很容易獲得成功。”
3.千人計劃
這波史上最大海歸潮與中國各級政府的人才政策也有直接關系。
2007年，包括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國家16個部委聯合印發《關于建立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綠色通道的意見》的通知，把吸引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作為開展留學人員回國服務工作的重點。
通知中指出，“留學人才是我國人才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高層次留學人才是留學人才群體的核心和骨干，是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實現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急需的緊缺人才。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積極引進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是應對國際人才競爭，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的需要。”
通知中要求，要積極為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創造良好條件。其中包括海外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經有關主管部門批準，可不受編制數額、增人指標、工資總額和出國前戶口所在地的限制；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創辦企業，按照國家的產業和區域稅收政策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以及妥善安排回國工作的高層次留學人才的配偶和子女等政策安排。隨后相關部委及地方也相繼出臺了實施細則，對各項政策措施進行了細化。
2008年，中央決定實施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千人計劃”，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用5到10年時間，在國家重點創新項目、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中央企業和金融機構、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的各類園區等，有重點地引進并支持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來華）創新創業。
配合此計劃，各部委也設計了一系列引才措施，其中包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赤子計劃、教育部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中科院的百人計劃等等；各地也積極響應中央的決策，北京實施了海外人才聚集工程和“鳳凰計劃”，上海實施“曙光計劃”，深圳推出“孔雀計劃”，沈陽實施“鳳來雁歸”工程等。
這些計劃對于海外人才的觸動挺大。畢業于美國杜克大學、曾在哈佛做博士后研究的深圳光啟創建團隊成員季春霖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說，2009年，他和光啟創始人劉若鵬在權威雜志《科學》上發表論文，用超材料技術做出了“隱身衣”。在考慮下一步發展的時候，深圳市政府在美國招聘海外創新人才的活動，讓他們最終選擇了到深圳發展，并獲得最初的部分創業資金支持。
曾在英國讀博、后去法國做研究的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副研究員譚光也是深圳“孔雀計劃”引進的人才。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雖然當初回國很大程度上也考慮了家庭因素，但目前他在國內的工資收入已略好于國外，而且科研條件也不比國外差。
譚光說，最近感覺針對海外高層次人才政策“爆發”了。的確，種種跡象表明，近年中國將留學人才歸國發展問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3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并發表講話稱，廣大留學人員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生力量。
習近平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變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斷積累。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人才資源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第一資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顯，人才競爭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核心。”
2014年底，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召開全國留學工作會議，對出國留學和來華留學工作進行統籌謀劃部署。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都分別作重要指示和批示。
而在今年5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又強調，留學人員是人才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方針，鼓勵留學人員回國工作或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
4.創業是最鮮明特色
2015年可謂是新一輪創業潮元年。而這些年加速回流的海歸成為其中的生力軍。
2015年8月16日，第十屆中國留學人員創新創業論壇在北京舉行，分別就海歸發展機遇、海歸技能優勢、互聯網+與海歸創新創業、政府如何為留學人員服務、新生代優秀海歸如何創新為主題展開討論。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在致辭中表示，創業是當代海歸最鮮明的特征。
他還透露，目前，全國各級留學人員創業園達到305家，入園企業3萬家，超過五萬名創業人員在工作和創業。
另據了解，中國科協目前也正在試點建設“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今年5月，國內首個試點在深圳掛牌，8月，上海自貿試驗區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也在浦東國際人才城揭牌。
深圳市科協原主席、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院長周路明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借鑒深圳民辦研究院的經驗，深圳“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希望更大程度發揮公益性的科技團體、學會、協會等社會組織作用，運用更加靈活的政策，吸引高層次海外人才回國創業。
國內最有影響力的留學生組織歐美同學會為響應國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各地分會也舉辦了各類幫助留學生創業的活動。據上海市歐美同學會介紹，該會過去5年來共舉辦了5屆“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創業培訓班”，共有來自美、英、德、法、日等國家的152名學員參加培訓班，據不完全統計，共有44位學員成功創業，落戶上海及周邊長三角地區。
至于海歸為何熱衷于創業，今年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與智聯卓聘聯合對近千名海歸所做的調查顯示，58.3%的創業海歸看好國內發展潛力和國內好的創業環境，另有33.3%的海歸表示容易獲得親戚朋友等社會網絡的支持，8.3%的創業者擁有專利技術，相關領域國內市場良好。
上述機構發布的“2015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還顯示，實際上回國就業的海歸工作滿意度較低。接受調查的海歸中，僅有不到4成對自己的工作表示滿意。結合海歸薪酬看，2014年教育部發布的《中國留學回國就業藍皮書》顯示，實際上，8成海歸的薪酬在1萬元以下，但具有博士學位的人，三成希望月薪在1萬-2萬元。
而創業群體的海歸們對工作滿意度則大幅提升。有1/3的海歸創業者對自己的事業發展情況表示滿意，僅有16.7%的海歸創業者對自己的事業表示不滿意，這遠遠低于海歸就業人士。
內蒙古90后女生小雅曾在澳大利亞留學，前年她回到深圳工作。兩年中，她頻頻跳槽，先后做過文案策劃、海外高端地產項目銷售等工作。“但一直不開心，每月收入跟上學時候的生活費差不多，而且跟周圍同事也有些難以溝通。”小雅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她最近自己創業，推出自己的沙拉品牌，通過網上預訂，將新鮮營養的格式沙拉送到客戶手上。“雖然生意很小，但看到客戶喜歡我調配的沙拉，我也覺得很開心。”
調查還發現，海歸選擇創業城市的考慮因素主要集中在該城市是否有較好的人脈關系、產業基礎好、市場前景好、城市環境好等方面。其次是基礎設計、教育水平以及優惠政策的吸引。相比之下，房價和運營成本對創業者選擇創業城市的影響相對較小。
5.引領戰略新興產業
這些海歸們的創業活動或將推動中國產業實現趕超。
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在上述致辭中指出，“留學歸國人員帶回了先進生產技術管理經驗以及法律知識和文化理念，成為我國社會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和人才技術的重要輻射點，特別是新經濟和高科技企業的創辦，使我國在很多領域迅速縮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
無獨有偶。在瑞典哥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深圳北科生物董事長胡祥最近在深圳市政府為BT領袖峰會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指出，“不經意間，過去二三十年歐美幫中國培育了一批優秀科學家，現在美國70%生命科學實驗室都是華人主導，這對中國產業發展是巨大機會，因為人才是關鍵。”
胡祥認為，有這些人才的存在，“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來的時候，相較第五次，我們不能再做跟隨復制角色，我們要做開創引領角色。”
前文中提到的深圳光啟就有望在超材料產業化方面引領世界。據了解，5年前由一只海歸團隊創辦的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目前已經覆蓋了超材料領域85%的核心專利。目前深圳光啟憑借超材料技術正在大力發展顛覆式空間技術、智能可穿戴裝備等。
上文中提到的廣州邁普生物去年也推出了世界第一個生物3D打印的腦硬膜，在植入式醫療器械市場中，打破原來由美國強生、美敦力、德國貝朗等國際巨頭的壟斷。
信中利資本集團董事長汪潮涌是一名“老海歸”。他總結說，十六年前中國興起第一批海歸回國創業大潮，主要集中在互聯網領域，主要集中在互聯網模式的本土化移植，其成就在于使中國成為全球互聯網行業最大的市場，占據了全球互聯網最有價值上市公司的半壁江山。
而今天的海歸創業來源越來越多元化，創業者們不僅限于來自硅谷，而是遍布北歐、德國、法國、英國乃至韓國，他們帶來環保、醫療器械、生命科學、時尚設計、工業設計、工業4.0等不同領域的技術和經驗。
根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2015年海歸們創業幾乎都集中于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其中新生物工程/新醫藥占18.6%，其次是新一代信息技術13.6%，高端裝備制造占10.2%。
該智庫2013年發布的中國海歸發展報告顯示，有58.3%的創業海歸擁有個人專利，有65.9%的海歸創業者回國創業時從海外帶回了技術。從這些技術的水平看，海歸認為其從海外帶回的技術水平較高，絕大多數處于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54.5%的海歸認為帶回的技術屬于國際最新水平，32.3%的海歸認為帶回的技術屬于國內最新水平。
63.4%的海歸創業者從國外帶回了商業模式，從帶回的商業模式水平看，有33%的商業模式屬于國際最新，46.8%屬于國內最新。
但在中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看來，中國海歸創業的高潮還沒有到來。他認為，新一波的海歸創業有三個浪潮：第一個是帶著技術創業，第二個是帶著新的商業模式和服務創業，第三個應當代表社會價值和公共理念——這個未至的浪潮就是社會企業的創新。
薛瀾認為，當今社會對個人產品的需求已經不缺，對公共產品的需求與日俱增。比如良好的社會環境、良好的社會治安、干凈的空氣等等。在政府努力之余，這里有著巨大的創業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