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競選，適逢西方傳統政治制度陷入空前嚴重危機，在時間上是巧合，卻提供香港從政者和所有關心政治的居民以可遇而不可求的「醍醐灌頂」。

　　宜引鑒西方民主的危機

　　7月9日，《明報》觀點版刊登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袁彌昌的評論，題為《從英國脫歐看香港問題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這一位在意識形態上接近於反對派而為一個追求香港政治第三條路的政治團體工作的青年學者，受英國公投脫歐啟迪，說出這樣一番話：「在目前的全球大環境中，所面對的主要問題實非政治民主可解，反而大部分問題與恢復社會正義息息相關。」「香港至今仍未達至完全民主，固然是香港的不幸;但頗為諷刺地，這卻意味著香港可以暫時擺脫政治民主的混亂及無力感，更專注地針對更為迫切的社會正義問題，追求繁榮，致力建立一個有能力的政府。這一點是西方民主國家所難以做到的。」

　　從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拒中抗共」勢力一直以盡早在香港建立西方政治制度為目標。他們反對落實《基本法》第23條、阻撓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都是為這一目標服務。他們的最終目標則是，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基地和管道，將西方政治制度引入內地。

　　由「拒中抗共」到「否決政治」

　　在關於普選行政長官政府議案被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否決後，「拒中抗共」陣營出現了變化。一是分成「傳統反對派政治團體」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前者問世於「佔中」之前，後者則是「佔中」的產兒。前者的立法會議員親手扼殺了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堵塞了通向普選之路，失去原先清晰的政治目標而陷於彷徨。後者則竭力鼓吹根本不可能成事的「本土自決」和「香港獨立」。二是面對「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挑戰，「傳統反對派政治團體」呈現分化和分裂，一部分傾向於「本土自決」而對「港獨」表示曖昧，一部分則對「本土自決」態度曖昧而不接受「港獨」。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對西方政治制度的信念未變。

　　當反對派以「佔中」脅迫中央接受「真普選」時，西方政治制度已發生危機。福山已斷言民主蛻變為「否決政治」。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等已陷入「政治癱瘓」。但是，香港的「拒中抗共」勢力執迷不悟。惟有發生英國公投脫歐那樣驚天動地的大事件，香港這一號稱全球最開放、信息靈通的國際大都市，才產生反應!

　　袁彌昌不無慶幸地說：「西方社會可能已去到一個終局，但我們才剛開局——香港擁有的是後見之明，可讓我們利用西方的前車之鑒，消除大量的不確定性，令香港的未來發展得以少走冤枉路和歪路。」此話誠是。但是，香港盡管沒有走上所謂「真普選」之路，卻已感染「真普選」的若幹弊病。

　　西方「否決政治」的特徵之一便是，反對黨以「拉布」為手段在議會竭力阻撓和破壞執政黨施政。第六屆立法會成立後，反對派不僅將變本加厲地「拉布」，而且將以議會外非法破壞行動與議會內搗亂行為相配合，欲特區政府動彈不得。香港欲「利用西方的前車之鑒」，首先必須阻止「拉布」、恢復立法會正常議事程序。建制派、尤其愛國愛港中堅力量必須在第六屆立法會競選中以反「拉布」為政治口號之一，香港選民應當以選票來匡正香港政治。

　　有一類觀點：重啟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政制改革越早越好。一些人加了一個限制條件——重啟政改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8月31日決定;一些人則表示，既不能假定全國人大常委不會改變其「8·31決定」，也不能假設反對派不會改變態度。

　　這一類觀點脫離香港政治現實;假如付諸實踐，只會使香港政治繼續陷於一個怪圈之中。

　　自2003年七一遊行以來，香港政治形成一個怪圈——不具備普選條件，被反對派拖著往普選目標走，兩大政治陣營愈益惡劣地斗爭，使香港社會由分化而分裂、由分裂而撕裂!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終止這一怪圈。從下屆立法會和下屆政府開始，必須堅決避免這一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