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的中國經濟走向何方？人民幣接連貶值何時到頭？供給側改革是由政府還是市場主導？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前，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際，一場頭腦風暴——2016北京大學汇豐商學院經濟論壇暨EDP年會亦在深圳展開。面對本報記者的關切話題，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汇豐商學院院長海聞給出了他的分析解讀。　香港商報記者李穎

 

 

    隨着增速放緩，中國經濟如何轉型備受各界關注。對此，海聞於論壇后接受本報專訪時指，現時中國經濟最主要問題是經濟仍處下行區間，政府的主要目標就是穩增長。他認為，中國經濟下行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在短期穩增長前提下，長期而言要堅持調結構，否則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增長已連續5年低於8%，而且2015年首次低於7%，2016年繼續下滑，今年前三季度增速為6.7%。在海聞看來，中國經濟放緩有三個原因：首先，中國經濟仍處起飛過程，從初級階段發展到中級階段，增速放緩很正常；其次，中國還處於2008年以來的宏觀經濟周期，調整尚未結束；第三，中國正進入中等收入陷阱，面臨產業結構調整。

 

    海聞亦指，現時中國經濟不僅有宏觀經濟周期問題，還存在深層次的產業結構問題。三大產業中，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增速不一樣，下降最快的是制造業，過去三年增速從7.8%、7.4%下降到6.0%;而服務業增速始終保持在8%以上，批發和零售業增速超過12%，金融業增速超過15%。

 

    產業結構差异，導致各地經濟冷熱不一，冰火兩重天。為什麼深圳經濟增長仍然很快？海聞認為，主要因深圳服務業包括金融業發展很快，其他服務業增速亦超過了9%。比較各地經濟，最糟糕的是東北地區，遼寧、吉林、黑龍江去年增速分別是3.0%、6.5%、5.7%，都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今年遼寧甚至可能是負增長（今年前三季為-2.2%），河北、山西等也比較慘淡。與1998年和2009年不同，那兩年全國經濟遇冷，而這次經濟熱的地方如重慶等去年增長率超過11%，福建、江蘇、廣東、山東、浙江等沿海省份增速都超過8%，所以這次經濟下行不是全國性的，完全反映了是「產業結構」上的問題。

 

 

    海聞指，說到調結構，一要消除過剩產能，二要增加短缺產業有效供給。在消除過剩產能的同時，還須提高企業效率，降低成本。中國企業成本和負擔從全球來講是比較重的。此外，要不斷地發展新興企業，鼓勵創新，提升供給。

 

    他強調，要重視服務業改革開放，現時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僅略超50%，跟發達國家（地區）比差距很大。發達國家醫療產業占GDP比重平均是10%，其中美國為15%以上，中國內地只有5%;美、日、韓文化產業占GDP的15%至20%，內地只有4%左右，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海聞表示，要破除體制障礙，促進制造業兼併重組和轉型升級，否則沒有出路。「中國現在并不缺乏消費能力，而是企業不能提供很多高端的產品，高科技和高質量的制造業仍是短板。因此，企業要加強研發能力，而提高研發能力則需要企業有足夠實力。中國企業需通過兼併重組來形成規模經濟，提升高質產品的研發和生產能力。」

 

 

    海聞接受本報采訪時作出明確判斷：中國經濟不會硬着陸；經濟增速不會繼續大降，也不會出現工人大量失業、企業大量破產的情况。原因在於：其一、中國還處在青春期和起飛階段，有很多增長動能；其二，當前仍處於從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過程，政府還是強有力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提到「穩中求進」——換句話講就是絕不會讓經濟出現大問題，「中央有這樣的調控能力」。

 

    海聞表示，當前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短期是穩增長，主要措施是增加需求，具體采用的是財政政策。財策是政府掏錢，但不應再去建工廠、辦企業，而是通過民生工程、精準扶貧、基礎設施等增加總需求。「這是以財策促經濟的重要手段」。

 

    貨幣政策方面，最主要是通過降準、減息等措施增加貨幣供給。同時，此舉一定會造成人民幣貶值。目前，中國經濟仍處下行狀况，而美國經濟則處於趨熱階段，中國減息而美國加息，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實際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不應令人驚訝。

 

 

    人民幣要貶到多少才是底？海聞認為不會一下子貶到位，而是貶了之后，控制一下，上升一點，穩住一下，然后再貶一下。最終貶到何種程度，取決於中美兩國的貨幣政策。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不景氣，那麼人民幣還會繼續貶值；如果美國經濟持續向好，美元還會升值，不光對人民幣，對所有貨幣都升值。

 

    海聞指，面對總需求不足，宏觀決策是通過幣策、財策使需求增加。可以看到，在財策和幣策雙重作用下，一方面內地GDP會穩增長，另一方面通貨膨脹亦會輕度回升。2016年第三季度，內地通貨膨脹率已有所上升：9月份PPI（生產價格指數）自2012年3月以來首次由負轉正，CPI（消費價格指數）同比漲幅亦在擴大。

 

 

    海聞特別強調，供給側改革應由市場而非政府主導。他表示，首先需弄清楚，供給側改革是政府從原來的需求管理到現在的供給管理，還是從管理到不管理？這既是理論問題，也是現實問題。

 

    他指，現在有些人對供給側改革的理解，變成了政府管理供給，這是有問題的。當前，產能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段時間的供給不是從市場需求出發，而是受各地方政府制訂發展規劃影響。

 

 

    「比如，中央說要發展汽車工業，於是全國27個省市區都建了汽車廠，一下出現130多家車廠，那麼汽車產業當然會過剩。前些時間是鋼鐵、水泥過剩，不久汽車也會有問題。中央說發展金融，所有地方都在搞金融；中央說創新創業，所有地方都搞孵化器。」海聞說到，「當然，我不是說創新創業本身有問題，但這種一哄而上的產業發展，就是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過多參與經濟行為的結果。現在，如果還要政府去調節和管理供給，很可能又會出現同樣的問題。比方說政府現在去產能，各地政府都在砍鋼鐵、砍水泥，很快鋼鐵和水泥又會變得短缺了。」

 

    海聞指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不是簡單的調節供給，也不是所謂的供給管理，而應該是供給機制的改革，由市場來決定供給，而不是由政府來決定供給。」

 

 

    海聞續指，現時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與20年前所說轉型是不一樣的。20年前的轉型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而今天，中國經濟進入一個非常特殊的階段，中國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產業轉型更多是從低端制造業轉向高質量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若不能及時順利地完成轉型，中國經濟就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二戰之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達到中等收入后缺乏增長動力，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中國現在很接近這一狀態，GDP增長連續5年下降就是一種迹象。」海聞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