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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默:《醜陋的中國人》絕版 台灣的中國人瀕危?

雁默:《醜陋的中國人》絕版 台灣的中國人瀕危?

責任編輯:趙桐曲 2021-11-17 10:23:11 來源:觀察者網

 中國台灣作家柏楊遺孀張香華正式向兩岸出版商發出聲明:「依柏楊生前交代,如今將永遠停止發行《醜陋的中國人》」。原因是有出版社希望取得授權,摘文選入台灣中學一年級教材,張香華擔心此作品被用來辱華,故而斷然拒絕。

 這不是第一次有出版商洽談教科書授權事宜,2016年以來,張香華持續收到類似邀請,她都一一回絕。

 作家、教師出身的張香華表示,對現在台灣教育和新課綱「去中國化」甚至「反中」無法苟同,尤其痛心於如今的「國文」、歷史教材,刪減文言文,以「東亞史」觀點取代「中國史」等現象,根本是執政者「去中國化」的教學策略。

 「(青少年)在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情況下,即便讀了柏楊的文章,又怎能領會柏楊的精神?」張香華這麼說。

 這本名著將於2024年與兩岸原出版社合約到期後,永不再續約,張香華甚至希望兩岸出版社自即日起便不再出版此書。她強調,柏楊生前一再交代,當大陸文明已經進步了,就要廢除這本書的發行。

 《醜陋的中國人》絕版,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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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香華與柏楊,圖片來源:台媒

 處境都變,情懷未變

 作為柏楊身前名著,《醜陋的中國人》初面世時在兩岸都備受爭議,因為其挑戰的是民族自尊。但由於柏楊的著作初衷是為民族續命,因此兩岸也都大有讀者支持。

 當時,對此書的愛與憎,只是在愛國方法上的分歧,但兩岸讀者與作者一樣,都希望中國重新站起來;不過現在,其獲得台灣某些出版商青睞的原因在於「方便反華」,而大陸則飛躍式進步,因此張香華說,《醜陋的中國人》已功成身退。

 無論在海峽左岸或右岸,《醜陋的中國人》已不合時宜,然而,就此書的寫作目的而言,封存,是一種圓滿,而非缺憾。

 仍心存中國情,卻身陷於「去中之島」的張香華,有首梅艷芳的歌應符合她此刻的心境:浩瀚煙波里,我懷念,懷念往年,外貌早改變,處境都變,情懷未變。

 「功成身退」的一代思潮

 柏楊所身處的時代,是在絕處求生的中國,他帶着被洋人欺壓的恥感來到台灣,度過其最精華的歲月。因此在思索讓中國富強的途徑上,柏楊不脫「民國文人」模式,簡言之,就是「中國必須西化」。

 那是一個自我否定,又急欲脫困的大時代,柏楊則是時代中人。

 柏楊因被指控為共諜而入獄九年,獄中完成了三部中國歷史書稿,1976年出獄,1983年開始編撰《柏楊版資治通鑑》,耗時10年,1985年出版《醜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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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紀念版」《醜陋的中國人》

 政治犯的經歷,使柏楊的思想更偏向西方民主,並開始關注人權議題,1994年柏楊擔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創會會長。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2006年封筆。

 就像李敖一樣,被蔣家關過,自然討厭老國民黨與其黨國體制與思想,又由於當時兩岸隔絕,因此在思維上,只有在西方文化里能找到容身之地,並據此反國民黨。《醜陋的中國人》也可說是一部反抗國民黨黨國體制與文化的著作。

 柏楊撰寫《醜陋的中國人》時,已是蔣經國執政末期,社會朝開放路徑發展,但該書在備受批評的情況下仍能出版,就是綠燈信號。因此,這本書也象徵着美國解離國民黨體制、西方價值進駐台灣的重要節點之一,而柏楊本人身在局中,恐怕未能看清這一點。

 《醜陋的中國人》是一部以西方視角看中國文化的評論作品,全書的重點在於闡述「醬缸文化」,所針對的是中國的官場文化,以及在此文化支配下的中國社會,而腐敗的核心則被認為是儒家文化。

 時至今日重新閱讀此作,會覺得柏楊罵的是美國社會——那個當初他筆下「偉大的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因為將書中的「儒家」全換成「資本」,並沒有太突兀的違和感。

 換言之,因循苟且的腐敗,是所有人類文化的共同現象,只是支配者的性質有所差異而已。柏楊痛批的,其實是人性,中國文化不過是背了黑鍋,因為柏楊是中國人。

 國恥時代的中國文人,有著恨鐵不成鋼的強烈情感,以西方文化作為對照組,對儒家文化的理解偏差得很嚴重。柏楊對儒家的誤解與偏見,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文化現象。

 但在今日,自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破產後,所有曾經以西方文化為高標的文化理論也都隨之破產——儘管福山信眾們還在嘴硬——包含柏楊的「醬缸文化」。這不是說,「醬缸」概念是錯的,錯誤之處在於,柏楊將它貼上了「中國獨家」的標籤。

 《醜陋的中國人》尖銳批判中國官場文化,講的是古代,腹誹的卻是國民黨,對崇洋的反國民黨精英、「台獨」與媚日皇民而言,其「貶華」觀點自然很有工具性利用價值。恐怕也是直到陳水扁執政後那8年,柏楊才隱隱感覺到他「尖銳的中國情」,被反華勢力與分離主義者所利用,而他選擇默不作聲。

 換言之,對綠營而言,柏楊本人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就已「功成身退」了,但《醜陋的中國人》直到蔡英文掌權後仍具利用價值,而其遺孀可不傻,決意由她親手結束那個時代。

 那《柏楊版資治通鑑》呢?

 柏楊的歷史意見

 中國歷史可以用西方研究工具來研究,但不能用西方文化觀點來解讀,尤其是當代觀點。

 《柏楊版資治通鑑》就是以西方當代文化視角看問題。由於柏楊是小說家、評論家,史學功力自然遠不能與錢穆相比,因此閱讀其歷史意見,易讀好懂,能看得到新意,卻也充滿偏差。

 《柏楊版資治通鑑》是史評,非系統性《史論》,更非嚴肅的《史考》著作,因此讀者若想真切理解一段歷史,此作並無幫助,但對於了解「評論人的當代思潮」則是很好的途徑。例如,柏楊反覆對歷史中的無名女性抱屈,這就是以當代價值濾鏡導讀歷史的顯例,後世之人閱讀《柏楊版資治通鑑》不是在閱讀《資治通鑑》,而是在閱讀柏楊的時代。

 《資治通鑑》本身是一種「史論」,因為其編篡方式是服務於當時的史觀,並總結在每一段的「臣光曰」;《柏楊版資治通鑑》並未自創編篡體例,只是仿效「臣光曰」的模式給讀者「柏楊曰」的閱讀導引,因此只能歸類為「史評」,臧否歷史,也臧否「臣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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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周年紀念版《柏楊版資治通鑑》

 就現代商業邏輯來看,史評的本質與價值,就是偏差,必須專注於一家之言,以利銷售。但也正由這種偏差,讀者得以摸索作者的情感取向、意識形態立場與其所認同的當代價值觀。

 當讀到柏楊評論「司馬光……永不忘記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立場」,「司馬光不過一個擁有萬貫家財的鄉村紳士」的時候,讀者應當知曉,柏楊必須靠批評司馬光來凸顯當代的進步性,以便鋪陳賣點,這類「評論的評論」,往往非關歷史真相。

 當讀到柏楊僅僅因項羽不聽某人獻策直取關中,就評論其「不過一個頭腦簡單、肌肉發達的粗漢」時,讀者應當了解,你讀到的是想當然爾的事後諸葛,但你讀不到項羽做此決策的背景、心境與顧忌,而這種偏差正是文學與戲曲的絕佳材料。

 柏楊是小說家,解讀歷史的濾鏡不只西方思潮,還有小說家的工作慣性。

 曾經身陷囹圄的經歷,也使柏楊看歷史的角度有著與一般史評者不同的側重,特別是對政治黑暗面的敏銳與感觸。

 因此,《柏楊版資治通鑑》與《醜陋的中國人》訴說的是作者身處的時空環境,在那個時代,台灣人在課堂上讀的是蔣家帶來的中國情,社會上迅速消失的是日本味,習俗仍沿襲著清朝風,外加脫離國際社會的孤獨感,與開放初期的「清新空氣」。

 台灣人雖沒參與到1911年的中國,更別說是1949年,但經過蔣家的去殖民化政策,本世紀以前,整體而言島上都還自我認同是中國人。

 今天的台灣,中國認同進入瀕危狀態,世道已變,而柏楊只活到這個變化的初期階段,遺孀張香華則目睹整個異化的過程。

 台灣的中國人正在走向瀕危

 試想一種人生,年輕時跟着國民黨到台灣,中年時被國民黨打入大牢,老年時連說自己是中國人都要猶豫一下,這就是柏楊的人生,罵柏楊是「真正醜陋的中國人」的李敖,也閱覽了同樣的時代風景。

 所不同者,無論當道是哪個黨,李敖都罵,但柏楊選擇噤聲;李登輝執政時,幫他興建人權紀念碑,陳水扁上台後標榜「人權立國」,柏楊又成了綠營門神之一。

 在自己頭上貼了一種標籤後,就很難插嘴標籤之外的事;將自己與某些勢力捆綁後,就很難插嘴該勢力的胡作非為。因此,李、扁先後掏空台灣的中國元素,柏楊置身事外,他並沒有將自己的中國認同與人權價值視為同等重要的事,至少,沒有醒目的行為證據。可能因為,前者是逆流,後者是順流。

 柏楊去世前一年,教科書中「國父」稱謂改為「先生」,「國字」改為「中國字」,「國曆」改為「陽曆」,「光復」改為「戰後」。

 柏楊去世那一年,台灣的中國認同還只是危機,13年後的今天,有的小學生連孫中山是誰都不知道,出版商還想拿《醜陋的中國人》作為中學教材。不要說這些出版商,恐怕整個島上中國人都在變成瀕危動物,「統一」也被視為「叛國」。

 在民族大義的關節上,若拿「醬缸」概念檢查柏楊晚節,這位「人權鬥士」恐怕也過不了關,但遺孀張香華在他百歲冥誕的隔年封印《醜陋的中國人》,算是保住了柏楊死為中國魂的尊嚴。

 去年,張香華感嘆柏楊與其作品在台灣關注者寡,在大陸卻受到重視。這是肯定的,台島當道鼓吹「中國人」只能搭配「醜陋」,而這是柏楊僅存的利用價值。

 台灣的中國人瀕危,反逼得《醜陋的中國人》絕版,但很遺憾,這已是一則不起眼的新聞。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台灣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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