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民

    早就聽說南中國有一個江門，那裏是國務院最先授予「中國華僑之鄉」的地方，那裏的華僑和海外華人數量之多，為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之大，都堪稱佳話。

    說到華僑和海外華人，在我這個北方人心目中原本沒有多少感覺。山東人自小聽的都是闖關東如何如何，對於下南洋去北美的那些事兒，實在跟聽天書似的，要多虛無有多虛無，要多飄渺有多飄渺。

    讓我對海外華僑和華人有了感覺，乃至於欽佩不已、讚嘆不已的是四十年前的那次南方之行。那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特區還是一個新鮮的「怪物」，從廣州到深圳，又從深圳到汕頭，而後沿着海邊公路轉了好一陣子，終於來到廈門。在廈門，我參觀了集美大學和陳家庚紀念館。在那裏我流淚了，我的心靈受到了震撼。自此，我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個愛國如家、愛國如命的了不起的群體——身居東南亞、北美和世界各地的數以千萬計的海外華僑和華人。

    有了這樣的經歷和體驗，我對江門這座華僑之城，是不能不充滿敬意和期待的。

    到江門是2021年的初冬，那時濟南已經下過一場幾近一尺厚的大雪，氣溫一直都在零度上下徘徊，江門卻是另外一副模樣：三角梅、木棉花、朱櫻花以及粉紙扇等開得熱鬧繽紛，把一個嚴寒、嚴酷的冬天生生地變成了陽春時光。

    第一個去的自然是江門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所謂五邑，是江門人對家鄉的一種習慣性的稱謂：江門歷史上由新會、台山、開平、恩平、鶴山五邑組成，現在的江門市則下轄三區四縣；三區四縣也還稱五邑，「根在五邑」，那是刻在四百多萬從江門走出去的海外華僑和華人血脈里的，不是時間和區劃改變得了的。

    的確是四百多萬。江門現有人口四百多萬，海外江門籍的華僑和華人也有四百多萬，分布在世界107個國家和地區。所謂「國內有一個江門，海外還有一個江門」，說的就是這個狀況。

    江門華僑華人外遷始於三百多年前的清代，那時江門窮，土地少，根本沒辦法養活自己的子民，於是人們只得遠涉重洋外出求生；這一遠就到了北美和澳洲，把自己的血汗和性命拋撒到北美太平洋鐵路修建工地和加拿大、美利堅、澳大利亞等地的金礦、錫礦、種植園裏。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中有一幅放大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座小山似堆放的甘蔗，正中一位華工，頭戴一頂草帽，身著破衣爛衫，手裏提著幹活的工具，腳上、腿上和腰間則戴著鐐銬和鐵鏈。那是當年五邑華工們悲慘和苦難的真實寫照。站在那幅巨大的照片前，我的心禁不住被揪緊了，揪緊得差點就要流出血來。

    即便如此，這些九死一生的海外華僑和華人們，在經過幾代人的血火煎熬，好歹在海外站穩腳跟後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的家鄉。辛亥革命早期，五邑華人陳少白就奉孫中山之命，在香港創辦了中國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張報紙《中國日報》。陳少白是孫中山的好友，曾經與孫中山、尢列、黃伯耀一起被清政府列為「四大寇」。他親任社長兼總編，為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喚起民眾，發揮了「筆陣千軍」的作用。隨之，五邑華人李是男、黃伯耀在三藩市創辦了《美洲少年周刊》，鄭振秀在加拿大創辦了《大漢公報》，梁朝傑在三藩市主筆《世界日報》，陸佑在新加坡創辦了《星洲晨報》。這些報刊大聲疾呼，為辛亥革命打下了廣泛的思想基礎。

    為了推翻滿清王朝的黑暗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從1895年10月到1911年10月，孫中山和他領導的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幾次武裝起義，起義的費用絕大多數都是海外華僑和華人提供的。這其中江門籍華僑和華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如南洋華人領袖鄧澤如，為了支持起義，放下自己的妻兒和生意，跟隨黃興等人四處奔走籌款，「把家裏半條夾刀（保險櫃）的鑰匙交給孫中山和黃興了」。在鄧澤如的影響下，南洋華僑華人競相捐款。身居馬來西亞的老華僑譚德棟，為了給廣州起義籌集資金，竟然把自己一生節衣縮食好不容易置下的房產和財物全部拍賣捐了出去。武昌起義前，南洋華僑領袖黃漢傑奉命回到家鄉江門，組織起一支四千多人的「明字順軍」。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到江門後，「明字順軍」立即浩浩蕩蕩向江門城區開進，迫使清廷官員和巡警局長等人愴惶而逃。江門由此光復，結束了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王朝的統治。

    「華僑為革命之母」。站在五邑博物館裏，站在孫中山先生題詞的墨跡前，我的心裏不由地泛起了一陣波瀾。

    江門華僑華人愛國愛鄉的崇高精神，在抗日戰爭時期越發得到了彰顯，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九一八」事變震驚了中國，也震驚了江門籍的海外華僑和華人。美洲華僑領袖司徒美堂系習武出身，曾經擔任過孫中山在美國期間的護衛，為辛亥革命作出了很大貢獻。得知日軍發動侵華戰爭後，他立即與幾位友人一起創辦了《紐約公報》，率先發出了抗日的呼號。與此同時，雷石榆在日本創辦了《東流月刊》，司徒贊在新加坡創辦了《新僑周報》，唐明照在美國創辦了《美洲華僑日報》。這些報刊及時傳播抗戰聲音，為動員海外華僑和華人抗戰的熱情，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司徒美堂還聯合旅美進步人士，共同發起成立了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他全力以赴，每天工作到深夜，五年時間裏共籌款1400多萬美元。他自己家境並不富裕，卻成為紐約地區捐款最多的17名華僑之一。南洋華僑鄭潮炯一邊義賣瓜子一邊發動同胞捐款，從1937到1942的五年裏，他走遍了南洋不下幾百個城鎮。他把好不容易籌集到的18萬捐款上交南僑總會後，又把自己養活不了的第四個兒子賣給一位富商，把所得的80元也捐了出去。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這樣做，他的回答只有五個字：「有國才有家。」

    鄭潮炯「賣子救國」的事跡感動了許許多多海外華僑華人和抗戰志士，成就了一段足以傳頌千秋的佳話。五邑華僑博物館裏至今保存著鄭潮炯當年義賣瓜子和捐款途中留下的一張照片，保存著背面寫着「血書」二字的「賣子契約書」。站在兩件彌足珍貴的文物前，我不覺落下了幾滴淚水。

    與募捐和捐款同時，不少江門華僑和華人兒女紛紛拿起刀槍，回國投入到抗戰的第一線。淞滬會戰中，一支由緬甸華僑張瑞隆出資組建、160名緬甸華僑青年組成的隊伍，手持英式武器，沖在了最前面。這支隊伍後來又轉戰湘江，三次參加長沙保衛戰，到抗戰結束時幾乎全部犧牲。在1932年2月5日的上海空戰中，從美國歸來的27歲的飛行員黃毓荃，重創日軍後壯烈犧牲，成為歸僑抗戰犧牲的第一人。1937年8月14日，在與日軍王牌轟炸機隊的空戰中，歸僑飛行員陳瑞鈿、黃泮洋、黃新瑞、雷音鈞等人，以零傷亡的代價取得了擊落敵機六架的輝煌戰績。這一天被當時的國民政府定為「中國空軍節」。1941年，美國將軍陳納德組建「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即「飛虎隊」，來華參加對日作戰。「飛虎隊」兩千多名隊員中，百分之九十是美國歸來的華僑華人子弟。其中江門籍的戰士多達五十幾人，梁漢就是其中之一。在1941年12月的兩次空戰中，他與戰友們一起，創造了擊落日本戰鬥機9架、轟炸機15架的奇蹟。梁漢後來去延安，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和讚揚。

    這裏還有一位娘子軍的故事。她叫李月美，出生在馬來西亞檳城一個五邑華僑之家，少年時她便崇尚英雄，知道中國才是自己的家鄉。1931年，得知抗戰前線急需機工的消息後，她立刻女扮男妝報了名。在前線，她常常冒著敵人的炮火搶運傷員和軍用物資。那次她在滇緬公路搶運藥品時不幸發生了車禍，她的女兒身才被暴露出來。當時媒體將其稱為「當代花木蘭」，何香凝、周恩來也將其稱為「巾幗英雄」。就是這樣一位女中豪傑後來竟然被埋沒了，直到2015年才被一位集郵愛好者從當年的舊郵票上發拙出來。

    更值得一提的是，江門籍的華僑華人對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任和支持。1941年皖南事變後，身為美洲洪門大佬的司徒美堂發表通電，要求蔣介石立即停止殘殺抗日武裝的錯誤行為。1945年3月，在國民黨反動派暗中籌劃發動內戰的關鍵時刻，司徒美堂聯合美洲各華僑報界發出著名的《十報宣言》，提出「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還政於民，召開國民代表會議，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張。1948年8月，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刻，他又公開發表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及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張。他的愛國精神得到了黨和人民的讚賞，1949年9月，司徒美堂應毛澤東主席邀請，回國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成了一代傑出的愛國華僑領袖。

    五邑博物館裏有一幅司徒美堂的老照片：高額濃眉，長鬚飄忽，二目如炬，遠遠望去便覺一股雄豪之氣撲面而來。

    走出江門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眼前是碧藍的天空和陽光明媚的城市，我的心裏卻仿佛有一團火焰在燃燒。那火焰熊熊烈烈、如電似虹，照亮了歷史，照亮了天空和大地，也必定為今天和明天的人們帶去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