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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館奴」樊建川 替國家保存記憶

2014-07-16
来源:香港商报

   為了和平,他收藏戰爭。為了未來,他收藏教訓。半生心血,億萬資產,何以裸獻國家?樊建川下過鄉,當過兵,教過書,做過官,走仕途時在三十多歲就當上了宜賓市常務副市長,后一朝改行經商,登上胡潤百富榜,而這之后他迷上了收藏,散盡億萬家財只為了開一座博物館。經過十年的經營,他建成了占地500畝的私人博物館「聚落」,收藏文物達800多萬件,囊括的國家一級文物數量甚至超過了國家級博物館,有人覺得他是傻子,有人認為他是英雄,而他自己給自己起了一個花名,「大館奴」。整理:香港商報記者 張幸 來源:南方衛視《佳訪》

  融入商業「眾籌成館」

  樊建川說他有個一直以來的夙願,就是再建一座侵華日軍罪行館,為了收集展品,幾年間他數十次前往日本,親自購買了5萬多件極其珍貴的文物。這些藏品中讓樊建川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侵華日軍中一位老兵荻島靜夫寫的7本日記以及1本影集,他從自己的視角記錄了淞滬會戰等重大戰役,從1937年8月參加侵華戰爭,到1940年3月回國,日記幾乎沒有中斷。據樊建川所言,荻島靜夫所寫的這7本日記是整個中日抗戰歷史最詳細最有價值的一套侵華記錄,樊建川還收集到了幾千封侵華日軍在戰爭時期寄回日本的書信,從書信中可以看出這些日本兵也有普通人的人性,但在軍國主義的驅使下他們卻成為了戰爭機器。目前侵華日軍館建築主體已經完工,但由於資金問題布展工作還未能進行。樊建川曾經在微博上坦言,十年里由於建設博物館、搶購文物,導致資金枯竭,希望能趕在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來臨之際,以預售紀念門票,「眾籌成館」的方式來建成侵華日軍罪行館。樊建川用了11年的時間去建博物館,一直在付出資金,缺錢時就出售自己的產業,包括辦公樓、加油站、停車場以及商場,所以在侵華日軍罪行館的建立上,他想到了采用了眾籌的方式。樊建川介紹,現在買一張他專門設計的侵華日軍罪行館紀念門票,能起到幾個作用:一是參與一個「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的后抗戰活動,二是憑此票能在2015年9月3日以后的任意時間來參觀至少25個紀念館,三是具有收藏價值。目前一百塊一張的紀念門票已經籌得幾十萬的資金,樊建川希望能通過這種方式籌集到三四百萬,因為侵華日軍罪行館累計在土地、所購文物上已經花費了六七千萬,后續的陳列還要花費一千多萬。

  勿忘美軍援華抗日

  除了不該遺忘戰俘,樊建川說也不要忘記幫助過我們的友軍。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空軍飛虎隊協助中國對日作戰,在被稱為死亡之旅的駝峰航線上,曾有五百多架美軍戰斗機和運輸機失事,四千多名美國軍人在中國殉職。樊建川說,正是因為美國空軍的幫助,我們后方才沒有遭到轟炸,應該感謝他們。於是他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援華美軍博物館--飛虎奇兵館,并設法收集到了全部的248名飛虎隊成員的照片,燒鑄成瓷板像,永遠砌在館牆之上。「中國的抗戰是非常慘烈的,付出了巨大的民族代價,一場淞瀘大戰中國軍人就有30萬的死傷,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援華美軍到來后,中國有很多軍隊也有了美式的裝備,也擁有了大砲、坦克,在裝備上超過了日本軍隊。」樊建川說,實際上在二戰中消滅日本法西斯人數最多的是美國人,他們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美國在中國戰場上有550多架的戰機墜毀,戰機上的飛行員也多數犧牲了。在飛虎奇兵館中陳列著一幅樊建川與一位叫羅伯特狺格魯伯美國老兵的合影,當年的羅伯特剛和女友相戀不久,卻因為戰爭而分離,1994年身在戰場的他,用飛機殘骸做成了相框,將女友的照片珍藏其中,戰爭結束后他回到美國,卻再也找不到心上人的下落,羅伯特傷心欲絕,終身未婚。而現在這一照片與當年羅伯特的頭像照以及他的軍裝和飛行服一起陳列在飛虎奇兵館,羅伯特本人也曾來過,當聽聞飛虎奇兵館中陳列的全是援華美軍的紀念物品時,垂垂老矣的老兵嚎啕大哭起來,雖然由於泪腺已經萎縮流出不出眼泪,但悲痛之情絲毫未減。后來他回到美國后還給樊建川寫信,又寄了一些資料和書籍給紀念館,老人在去世前拼盡最后一股力量,來再看看年輕時曾服役過的地方。

  以收藏見證歷史

  熟悉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館「聚落」的人都說,他是個收藏歷史和回憶的人,建川博物館「聚落」門前,用60噸的鋼鐵所鑄成的牌坊上有四句館訓:「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傳承收藏民俗,為了安寧收藏災難。」他收藏抗戰文物、「文革」文物,還收藏地震文物,他的藏品中有許多和「國恥與國難」相關。對此,樊建川解釋說:「一個人有自己的記憶才能不斷成長,有記憶你就會總結教訓,就不會挨打了。」在他看來,抗戰是一塊「鐵」,「文革」是一塊「鐵」,地震也是一塊「鐵」,它們不僅帶來了記憶、教訓,也帶來很多啟示,教會人們如何從歷史走向未來。著名作家巴金在晚年時曾奔走呼吁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希望后人記住這段歷史并吸取教訓,而他的四川老鄉樊建川是將他的呼吁付諸行動的「中國第一人」。樊建川說,他之所以對收藏「文革」文物如此癡迷,是因為他也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目睹了身為干部的父親被戴高帽、跪瓦片、游街示眾。如今建川紀念館集群中已經開放了包括知青紀念館在內的6座文革紀念館,但樊建川覺得遠遠不夠,他認為文革題材要建12座紀念館,現在只完成了主題相對簡單的6座,文革中特別殘忍的武斗、抄家、批斗、自殺、迫害那一部分還沒有建成。樊建川為文革建館遭到很多人的懷疑,但他坦言自己不是懷念這個時代,文革是10億人共同參與的社會事件,里面有迫害,也有他們那一代人走過的生活痕跡,他想通過紀念館真實地反映出那份集體回憶。

  不屈館中的「仙人板板」

  在建川博物館已開放的24座場館中,不屈戰俘博物館尤為特別,它是中國第一個專門為戰俘設立的博物館,形象真實地展示了因彈盡糧絕而被俘的抗日將士的英勇不屈和悲慘遭遇。四川人將供奉的祖先叫做「仙人板板」,樊建川認為建川博物館挂滿戰俘照片的牆也供奉著我們的「仙人板板」,而這些照片百分之九十九卻都是日本人拍的。「當時我們中國方面的戰地記者很有限,也無法接近這些戰俘,所以這些照片都是當時覺得自己國家勝利了而自信滿滿的日本方的戰地記者所拍攝的。」他說。這些由侵略者為了炫耀勝利而拍攝下的照片,就是這些戰俘一生中唯一的一張照片,當年的中國農民一輩子也沒辦法拍一張照片,而這些由侵略者拍的照片他們也沒機會看到了,因此樊建川在建立戰俘紀念館的時候,就特別的想把這些照片展示出來,期盼著奇跡能夠發生,這些當年本人沒法看到的照片,能被他們的親屬和后輩看到,去瞻仰自己的仙人板板。趙一曼的孫女陳紅女士就會經常來博物館,追憶當年作為抗戰軍隊政委而被俘虜的奶奶。而在這百萬戰俘里讓樊建川最敬佩的,是一名女性,叫成本華,在不屈戰俘館的結尾處就放著一個成本華被俘虜后雙手抱胸的雕像。

  「成本華不是共軍,也不是國軍,她是中國民兵團的組織者們中的一位,她出身於一個有錢世家,可她散盡家財,把自己的地、房子全部給賣了,來換取市場上能購買到的逃兵的槍等物資來支撐民兵團,這體現了我們國人樸素地本能地想要保衛家園的精神。」樊建川說。雕像上成本華面帶微笑的表情,就是她求仁得仁舍生取義的想法的體現。

  戰俘也是無名英雄

  在談到為什麼會萌發給戰俘專門立館時,樊建川說,當年他在日本收集侵華日軍的影集時,看到不少侵華日軍拍的中國軍人被俘虜的照片,令他感到很吃驚。從一張照片上能看到上千名中國戰俘的身影,仿佛讓樊建川看到了十幾二十萬中國軍人被俘的影子,那些戰俘照片上被俘軍人的臉,也讓樊建川感到震撼。樊建川意識到,這是一個被國人遺忘的角落,戰俘們不僅被侵略者遺忘了,也被自己的民族遺忘了,這就是樊建川要為他們專門建館的原因。

  「行軍作戰只有兩種可能,要麼勝利要麼失敗,作為當時還是弱國的中國,我們的士兵都是農民出身,我們的軍隊的裝備、訓練都不及日本軍隊,當時我們被迫與一隻帝國主義的虎狼之師進行交戰,可我們從來都是一個不屈的名族,我們的軍人打敗仗了后絕不投降直至彈盡糧絕被俘虜。」樊建川說,因為技不如人、裝備不如人使得很多中國軍人當了戰俘,他們為國家上戰場,子彈打光了,手榴彈用光了后被迫做了戰俘,他們受著最大的凌辱和心理壓力,戰俘的身份給自己也給家族帶來了巨大的屈辱感。中國人的傳統英雄主義情節中戰俘是一個貪生怕死的狀態,是逃兵,是一種個人恐懼的表現,可樊建川認為,戰俘實際上是英雄,東方人的一句「我當過戰俘」會讓自己變得一文不值,但在西方國家當過戰俘是一個特別值得誇耀的資本。樊建川感慨,戰俘沒有受到應有的待遇,沒受到本民族的記憶與尊重,這是非常值得我們痛心的一件事情。

  死后把博物館裸捐國家

  樊建川1957年出生於四川宜賓,下過鄉,當過兵,教過書,做過官,他的人生有三次重大選擇,在旁人眼里都是不可理喻的。一是畢業后不留校當大學教師而是到宜賓市政策研究所當干事,二是三十出頭官至宜賓市常務副市長卻在上世紀90年代下海經商房地產,三是很快登上了富豪榜后卻把半生積攢的財產全部投入了只賠不賺的博物館事業。樊建川表示,他自己不喜歡玩樂,對於美食旅游等物質享受看得很淡,有蘿蔔白菜吃就能過日子,有博物館的紀念服飾穿就很滿足,「財富不是指你能怎樣地占有財富,在我的知青年代,拼命干活一整天只能賺一毛錢,有兩次甚至餓暈了,所以我覺得我能掙錢不是因為自己有本事,而是改革開放有本事,是時代給予我機會,博物館有資金建起來,是因為祖國強大了。」樊建川說。當博物館建立后樊建川開始憂慮,自己去世后博物館怎麼辦,樊建川說,他的女兒對博物館事業不感興趣,并不想繼承他的博物館。樊建川自己也不認為這屬於家族財產,「我只是替國家保存記憶,這些東西是我私人蒐集來的,但它們更屬於這個國家。」於是在2007年底,樊建川口述遺贈,表示身故后將把博物館和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之所以有這一份超脫,樊建川是這樣想的:世俗意義上的幸福和成功,比如升官發財、子孫繞膝我都體會過,而建博物館是在做一個有血性的中國男人,秉承良心和責任去做應該做的事,絕大多數人都應該過自己平淡的正常的生活,但應該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響警鐘,去作犧牲,就像譚嗣同、張志新一樣,我願意去做那個敲鐘人。

[责任编辑:劉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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