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想與美國為敵只想主導亞洲 亞洲卻不存在
“要回歸亞洲的主導地位，中國不得不尋求調整當前的世界格局。”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世默先生如此說道。本文是李世默根據自己在挪威奧斯陸“2014全球戰略評估”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稿改編而成。
一
世上本沒有所謂的“亞洲”。“亞洲”一詞不過指地圖上那片被武斷劃定的地域。如果以文化與曆史的一貫性來衡量，歐洲，甚至拉丁美洲，都是實至名歸的。但亞洲卻是不存在的。
這也部分解釋了中國為什么只用全球視角來看待自己在亞洲的戰略地位。但這種全球視角首先又是被美國框定了的——它在幾乎任何方面都堪稱中國最大的合作夥伴與競爭對手。當然，在最重要的一點上，這兩個合作夥伴的意見無法一致。目前美國主導著世界，管理著一個將全球事務方方面面都囊括在內的世界格局——政治、經濟、軍事甚至文化，無一不包。二戰與冷戰之後，美國帶頭建構了這一全球格局，亞太地區也是其中一部分。相較之下，中國的崛起雖然迅速，然而從崛起之初到今天成為世界大國，僅過了一代人時間。
中國並不把美國視為敵人，那種普遍的臆測可說是當代最大的誤解之一。在我看來，美國也沒有把中國當成敵人。盡管兩國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張力，它們彼此仍是一種唇亡齒寒的關系。在冷戰後的世界格局漸趨分解的當下，這種緊張關系大約也無可避免。世界格局的分解有兩個原因。第一，美國已泥足深陷。它既需承受國內矛盾的煎熬，又要擔負起過度對外擴張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也許已在美國存在了100年的內部矛盾是最嚴重的，它們屬於結構性矛盾：美國的政治體系被各種特殊利益裹挾著;意識形態造成的黨派鬥爭使兩黨制的政治結構走向了兩極化;經濟與社會的弊病(比如走向衰落的中產階級)被忽略;急需進行的改革則一拖再拖。而美國過度的對外擴張並未成功，還使它筋疲力盡。
第二個原因則是所謂的“群雄並起”局面所造成的，而中國是個中翹楚。美國對全球GDP的貢獻值已在下降，這個趨勢也將繼續。當你是某家公司的最大股東時(我是個風險投資者，慣用這些術語)，比如說你擁有80%的股份，你行動時大抵會著眼於公司的最大利益;如果你只擁有30%的股份，那么很可能，你行動時就會從自己的最大利益出發。按照這個邏輯，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監護人身份將越來越不可靠。與此同時，“並起的群雄”自然都會要求分上一杯羹，這就常常會同當前的世界格局產生沖突。
在此很有必要追溯下曆史。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很快還會取代美國成為第一)，當初並沒有參與創設現今的世界格局。的確，中國利用這一體系壯大自身，從中受益頗豐，但當初設計與建造這一體系時，它的利益從未被納入過考量范圍。——以美國為首的聯盟體系，或其在亞太地區的實際投射，才是主導力量。許多人認為現在中國已如此強大，它就必須成為這一世界體系裏一個負責的股東。從原則上講，這種想法當然沒錯，但它忽視了某種固有張力(就不說是矛盾吧)，即，要求一個新興大國成為某種體系裏的利益相關者，但這一力量從未參與創建過此體系，並且這一體系構架之時，將其利益排除在了外面。
當前形態下的世界格局無法長久。然而，如同所有複雜的體制，這一格局的內部已經僵化，無法很好地適應變動。其後果就是，美國忙得焦頭爛額，同時也筋疲力盡。華盛頓近期的“轉向亞洲”戰略就說明了一切。很明顯，一次只能對准一個方向轉向。幾年前是亞洲，之後是俄羅斯與烏克蘭，再以後就是中東。體系的“老大”想要在任何地域推行某種長期戰略，都會遇到重重阻礙。
二
中國有自己的長期戰略目標：回歸其在亞洲的主導地位。考慮到中國的曆史地位及其在當今世界扮演的角色，這一抱負無可厚非，並且理所當然。但為達成這一目標，中國就不得不尋求調整亞洲范圍內的世界格局，這自然會產生摩擦。許多人稱中國近年來在東亞與東南亞的行動過於強勢，已經動搖了自己的地位——中國的鄰國們紛紛倒向美國。對此我不能認同。你既然想在席上分得更大一杯羹，就不可能指望在座諸君都心甘情願地成人之美。這在商界定然行不通。在我25年的投資者生涯裏，從未出現過這樣一種情形：某天我在董事會議裏宣布：“我認為我在這間公司持有的股份應當再高些。”而在座股東紛紛鼓掌叫好：“妙極，就如你所願。”這種好事從來不會發生，所以造成緊張局勢也是在所難免。
分羹一事向來是把雙刃劍，你也許能得到滿滿一杯，但鍋破湯灑，當然不是沒有可能。在中國這一案例中，軍事沖突就會導致“鍋破湯灑”的下場。戰略的核心在於權衡利弊，最終使自身利益達到最優。從這一角度看，我認為中國近年來的表現極為出色。中國的目標，就是在不觸發戰爭的前提下，對現狀做出最有利於自身發展的調整。不管是同菲律賓人在南海上的較量，還是與日本人在東海的對峙，中國的的確確實現了這一目標。在中國東海的釣魚島問題上，過去的狀況是日本否認爭議的存在，行政控制權基本在日本手中。
現在中國的行動使爭議顯露出來，也顯示了自己在釣魚島地區的存在，但並沒有引發戰爭。在南海也一樣，中國在黃岩島附近的存在扭轉了原有局勢，同樣沒有觸動戰爭的機括。
在這方面，中國有著顯著的戰略優勢。比如說，較之日本，中國是個獨立的行動者，日本卻不是。日本是美國主導下的世界格局的一部分，牢牢受制於這種聯盟體系。舉個例子，日本一直致力於改善同俄羅斯的關系，這是東京多年來的戰略重點，可一當烏克蘭危機爆發，日本先時的努力就付諸東流。因為它不得不順從其西方盟友的優先權。中國則不然，日本寸步難行之際，正是它遊刃有餘之時。
從戰略層面來說，日本也許是把中國當作對手的，但中國的對手卻始終是美國。中國人對日本那種植根於曆史的憤怒當然是真切的，但這是道德層面上的分歧，並不能看作一種戰略沖突。真正的戰略競爭存在於中國和美國之間。自然，美國不論各方面都強過中國太多，但說到目標的規模，卻及不上中國。相較於中國的國力，中國在亞洲的“抱負”顯得很有節制——它選擇的是輕量級的目標;而同其國力以及它所面臨的國際問題相比，美國對世界的野心太過泛濫——它的目標超過了自身量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會一步步推進其戰略，而長期結果就是中國的鄰國們將逐漸適應其力量，對局勢進行定性重估。
這不是指一場冷戰將降臨亞洲。“冷戰”一詞指的是美國與蘇聯間的競爭，而今日之中國與蘇聯截然不同。中國同世界經濟是融為一體的。事實上，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和美國的關系在廣度、深度與規模上都十分驚人，未來幾代美國人都將依賴於中國的穩定與繁榮，反之亦然。而在亞洲，不管從哪個層面看，中國同鄰國(包括日本)的利益都是休戚相關的。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在中國逐漸取得更多世界份額的過程中，將不會有沖突與不滿出現。那么風險是存在的了?這個自然。總會有意外事故的。
三
有人認為如果中國能乖乖遵守法治，那么伴隨其崛起而產生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比如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在新加坡香格裏拉對話(觀察者網注：香格裏拉對話由IISS，即國際戰略研究所主辦)上，把這點作為自己發言的中心議題，很多與會代表也反複提及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老實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一詞被引用的次數實在太多，以至於我回到上海後就把它從頭至尾讀了一遍，一頁都沒落。對任何受虐狂來說，這絕對是一本值得強力推薦的書。不過我也收獲了一個重要發現：《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沒有提到主權爭議。事實上，在制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時，特別避開了曆史遺留問題。——否則這部公約也無法被確立。主權問題本質上就是政治問題，所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允許那些不想讓法律淪為兒戲的國家“選擇退出”。中國就做了這一選擇。
所以中國脫離了束縛。比方說，沒有一條法律能禁止它設立防空識別區。別忘了日本有著亞洲最大的防空識別區，相較之下，中國的防空識別區要小許多，而當你考慮到兩國國土面積的相對大小時，這一差別就尤其顯然。中國聲明的防空識別區只是從上海延伸到北京(其工業與經濟中心)的那幾百英裏，而日本的防空識別區從其政治與工業中心延伸到最遠一端，中間隔著1000多英裏的距離。當然，也沒有法律阻止日本設立它自己選擇的防空識別區。事實上，在沒有知會其它國家的情況下(也許美國除外)，日本還曾單方面擴大過其防空識別區。
要記住的是，中國與美國的世界觀截然不同，而當前的世界秩序是以後者為基礎的。中國的視角立足於多元，而非普世。世界是一個大競技場，各國與各組織在其中互相競爭、協作，互相制衡。全球化並不是某種項目，旨在把所有國家推向同一個預設的終點;它是一個層面豐富的動態過程。開拓一條西至中亞與歐洲，南抵東南亞的“新絲綢之路”的構想，以及新近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是對中國全球觀的最佳詮釋。這必然會同已有的結構發生摩擦，但也有許多的利益重疊。
如果我們想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保持敏銳。我們還得耐心。當前的世界格局顯然已僵化，難以接受調整，而變動的過程可能會很痛苦。中美之間這場曆史性談判漫長而複雜，我們正身處其中。但中國的戰略規劃與美國的利益目標，加上二者互相依賴的關系，終將創建出一個穩定的新格局。
李世默•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董事，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原文為英語，發表在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雙月刊《生存：全球政治與戰略》上(57卷，235-240頁)。觀察者網劉旭爽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