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和國家的歷史值得反覆書寫，因為總有新資料可以研究和介紹，總有新進展影響我們的觀點……」86歲的海外華人研究大家王賡武20年前為其主編的《香港史新編》撰寫的《序》中，開首便如此斷言。20年后，經過一年時間的增訂，《香港史新編》(增訂版)的出版印證了王賡武教授當年的論斷。這套由王賡武領銜，最初集中了23位研究香港問題的本地專家學者，窮四年之力寫就的70餘萬字作品被認為是「用主題分類的形式寫成的香港史力作」。該書當年的責編、此次增訂被王賡武指定為執行主編的嶺南史研究者、澳門大學教授鄭德華感慨：「這樣的書不可能再有第二本了!」香港商報記者金敏華

　　冷靜地寫歷史

　　這當然只是對這一面世近20年、已經由時間驗證了它存在價值的史學著作在實施過程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所具有的艱巨性所做的形象說法。當年，王賡武在序中說，「今天，要求某一個人能公正地概括有關香港歷史的所有過程似不實際，以集體的努力來明辨香港全部歷史的規模和复雜性，才是開始這項事業的最佳方式。」他將《香港史新編》稱為「我們所需的香港全史的良好開篇。」但鄭德華笑著解畫：「1993、94年開始醞釀這套書的時候，當時社會上『香港研究』正熱，王賡武先生還在港大校長任上，(參加該書寫作的)作者隊伍當時來講都是一時之選，集中了老一輩從事香港研究的精英，這20年雖然有一些新的學人冒起，但兩代人比較，(學術)功夫還是原來的扎實。」他進一步解釋，從研究的深度來講，有些(章節做得)蠻不錯的，尤其是一些「領先的觀念、資料的準確性上」，「(作者能夠)盡量利用較好的著作、檔案」，特別是「強調第一手的檔案資料，這批人很多是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觀點，不是東抄西抄」。增訂版《香港史新編》除增加了〈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一章，及使全書內容更加完備的附錄〈香港歷史學術研究中英文論著書目(1997-2015)〉外，還有哪些變化?

十六世紀新安縣地圖（部分）。

　　「王賡武先生的序言沒有改動，全書上、下兩冊共23章有7章沒有大動，剩下的十幾章都做了一定的修訂。雖然基本觀點沒有變動，但增加了新的材料，對一些明顯錯漏的地方進行了修正。」鄭德華舉例說，像《教育的回顧》上下篇「兩個都寫得不錯」，「《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這一章也不錯，作者有分析、批判的眼光，(利用增訂的機會)加了許多新的材料。」他認為，增訂版「大的方向是實事求是，保留了原來的獨特結構，之前的研究成果如果沒有錯的則堅決保留。」《香港史新編》(增訂版)多了6位學者，除新增〈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法制與司法〉一章的3位作者外，鄭德華承認，「利用這次修訂的機會，也培養了一些新的作者」，「舉例來說，《香港粵劇藝術的成長和發展》這一章原來是從事粵劇及元雜劇『關漢卿』研究凡40年的梁沛錦教授寫的，但是他今年已80高齡，精力不濟，所以這次就找了一位對粵劇有研究的年輕學者、現任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會員湛黎淑貞博士運用新的材料對原來的章節進行了修訂，使得文稿更加充實、飽滿。」他介紹說，如果作者自己能進行修改的，新(增)的作者會與原作者商量，兩人合作進行修訂，「比如《佛教和民間宗教》這一章就是這樣，但這樣的例子不算多」。

　　「香港中國人」

《香港史新編》插图近两百幅

　　談到《香港史新編》(增訂版)的特點，鄭德華強調，從香港史研究本身來看，「總體體例上有突破，既不是《劍橋中國史》這樣的通史或斷代史，也不是傳統的專題史，前三章是縱的，追索香港歷史發展軌跡，從第四章開始是一章一章講，分專題論述香港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上冊以社會、政制、城市發展和經濟方面的內容為主;下冊則以教育、文化、宗教、藝術和風俗等方面為題，最后是王賡武教授對香港史研究的結論，全書運用了縱和橫二元結合的結構方式來處理」。初版寫到1997年作結，增訂版延續此舉。

　　在鄭德華看來，歷史研究不搞「太近距離」的事情，「等到檔案、資料顯示比較清楚才有把握」，但這不等於說歷史研究要與現實脫鉤。雖然作者對歷史的評價「不可能沒有感情，但我們仍需要冷靜地寫歷史，不跟風、不跟潮流，從香港歷史本身去挖掘其具規律性、啟發性的東西，希望這本書能夠讓當代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知道香港發展的真實歷程。知過去而懂現在，懂現在而籌未來。」在王賡武的序中，他肯定了「來自當地的歷史學家」重新講述香港故事的努力。而這些「大多是二戰后成長起來」的當年的「新的一代歷史學家」，之所以開始「對迄今為止所書寫的香港歷史進行徹底評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到上世紀70年代，「一種源自中國價值觀的、獨特的香港意識出現了」。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前夕，在地毯廠工作的女工們。

　　在書中的結論篇，王賡武提出了「香港中國人」的概念，他們承認自己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但自認為是有不同意識的中國人，其價值觀、生活方式甚至對世界的看法與中原人差异頗大。很少有人知道，在《南京條約》簽訂后，中英雙方政府曾就香港的主權和治權問題，展開過多輪針鋒相對的談判。丁新豹教授在《香港史新編》(增訂版)第三章《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中，以紮實的史料論證、一貫知微見著的娓娓道來筆觸寫道：這場論爭，對於此后百多年華人社會的發展影響至巨。「假如當年香港的主權、治權保留在中國政府手里，香港的歷史當會改寫，而香港的發展可能大异於今天。」

　　另一方面，這位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多間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在《香港史新編》(增訂版) 新書發布會之后舉行的「承傳與創新」當代香港史研究趨勢研討會上分享了自己在東華三院檔案庫找到的有趣史料，發覺香港東華三院與廣州九大善堂之間長時間的互助合作，例如東華三院曾將大批患腳氣病的香港病人送往廣州方便醫院尋求救治，又如兩地慈善組織一起到清遠賑災，在1919年香港發生前所未有之米荒時東華三院還曾由安徽蕪湖運來大批稻米救災。曾以三年多時間撰寫了《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一書的丁新豹甚至后悔沒有花更多時間研究東華三院的檔案，他認為，藉助東華三院這一隅，正可窺見過往百多年來香港與廣東省乃至與整個中國千絲萬縷的關系。這或許就是本地學者有別於西方學者或者內地、台灣學者之處。

　　鄭德華提醒記者注意，《香港史新編》增訂版的前后29位作者均是「在香港本土生活的專家」，「雖然第一章《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啟示》的作者區家發原來是廣東省博物館的，但他參與了很多香港考古工作，也曾任香港考古學會主席」。鄭德華認為，學者本身應有其學養，「但是學者也是人，對當地的感情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研究作品中，當然前提是不會因此放弃學術原則。國外作者，尤其是英國作者，很大程度上不是很容易從殖民這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研究者)接觸不接觸這個地方，對作品的影響很大，這也是自司馬遷《史記》以來，我們重要的學術傳統」。

　　非簡單城市史

　　在差不多20年前香港回歸前后，香港史研究在國內大學及研究機構近乎顯學，曾幾何時卻乏人問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孫揚在研討會上承認，內地很多大學生看不懂《寒戰》，就因為他們對香港政治與法律體系的不了解。

　　鄭德華透露，隨著近年來情勢的變化，香港史研究似有再度走熱的可能。但是他認為，對香港這樣重要的地方的研究「不能夠熱一下冷一下」，起伏那麼大，應有長期布局。哈佛有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斯坦福也有胡佛研究所，「他們雷打不動的，包括研究香港。我們對香港的研究，有些跟風追潮流，沒有堅持下來，沒有一個基地，也沒有一個戰略性的看法」。

　　鄭德華解釋說，從戰略上來看，香港地位非常重要，有特殊的研究價值。香港史的研究，不是地方史，不是一個城市那麼簡單，而是涉及到后殖民時期一個大的類型。「它是后殖民時期的一個特別案例。在后殖民時期,對曾經歷過殖民管治地區的歷史研究是不容忽視的課題，因為人類歷史具有延續性，它的過去與現實密切相關。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我們應當把在大航海時代建立的獨立國家與曾經被割讓，受過殖民管治地區的研究區分開來，不要把那些研究殖民時代建立起來的國家的理論，硬套在被殖民管治地區的身上，這段殖民歷史雖然會留下時代的痕跡，但它們無論在社會、經濟，特別是文化方面與母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與傳承，港澳的歷史,正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如果從這樣的一個視角來看待香港史研究，「你就會覺得我們重視不夠、長遠觀點不夠、投放力量不足。」鄭德華提及大師級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民族主義學領域的經典大作《想像的共同體》，「他在書里提出了解釋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新理論範式，影響到全世界。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要用開闊的視野，沉著的學風，潜下心來研究。」

　　20年前，《香港史新編》出版時，「最好的一天有13家媒體發消息」，「當時的推介做得比較好，舉辦了講座、座談會、研討會、介紹會等等，中學層面主要靠老師」，「有一位作者告訴我，他當年就是用這本書做教材。現在這些作者一半以上已經退休，退休當然不如在職的了，但還是可以通過一些活動把這本書變成重要參考書」。

　　鄭德華透露，作為這套書的主編和「靈魂性人物」，「王賡武非常關注現在香港社會發生的問題跟這本書的關系，他認為現在的香港處在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而對鄭德華來說，他最希望的是這套書能在國內出簡體版，「或許需要加一個序言，有些方面再講清楚一些。」他提及近期在一個研討會上談到的「港澳與廣東僑鄉關系」課題。「從國外華人社區，到港澳，再到廣東僑鄉，實際上談的就是「一帶一路」「走出去」的話題，只不過沒用那個字眼，這其實是香港史研究的另一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