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溫厚的笑容中蕩漾：紀念哈佛大學首位華裔女教授趙如蘭》文集是為紀念中國音樂學權威、哈佛大學首位華裔女教授趙如蘭女士而編寫的。趙教授的一生是光輝燦爛而又具有獨特性，她以雙重的文化背景，用西方科學的語言，把中國文化、音樂和藝術介紹給全世界。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陸惠風賀趙教授80歲生日詩中曾寫道，「許我在你長春的微笑裏/掬一杯消失中的舊式的溫厚」。近日，文集的編者吳淼鑫博士及榮鴻曾博士做客尖沙咀圖書中心追憶趙如蘭教授，並與讀者分享其精彩燦爛的一生和她卓越的成就。 香港商報記者 黃鶯

　　趙元任楊步偉之女延續家風

　　趙如蘭教授(1922-2013)是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暨作曲家趙元任先生和楊步偉醫生的長女。即便不知道趙元任，也會知道曲調舒緩、深情濃郁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趙元任就是這首歌的作曲。趙元任曾經三度執教哈佛，趙如蘭獲得哈佛大學音樂學博士後也執教哈佛，是哈佛大學東亞系第一位女教授，也是空前唯有的東亞系和音樂系同時聘請的教授，是哈佛早年前10位女教授之一。趙如蘭教授的丈夫卞學?是航空航天學專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

1946年6月1日，赵元任（前右）和杨步伟（前左）银婚，家庭成员合照。后排右起：卞学鐄、卞赵如兰、赵来思、赵小中、赵新那、黄培云（赵新那之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

　　本次出版的文集中收集了25篇文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她的自傳，和她3位妹妹和女兒的回憶。第二部分簡單地介紹趙教授的學術成就。第三部分是12位她的摯友和學生對她的懷念。書中還包括了一百多張照片，使讀者們能看到趙教授生前的風釆。趙教授繼承了中國老一輩學者治學和為人的風度，吸取了西方先進理論和方法，開啟了現代旅美中國學者的典範，為她的學生和後進的中美學人留下了豐富的學術與精神遺產。

　　1969年趙如蘭教授與康乃爾的謝迪克以及其他對中國演唱文藝有研究的許多漢學家，創立了「中國演唱文藝研究會」定期開會並發行研討刊物。她也被推選為有規模組織之後的首任會長，所以一向是這方面的權威。1980年哈佛母校瑞克利夫特頒給她傑出成就獎。1990年更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首位女院士。2013年11月30日上午10時，趙如蘭教授於波士頓市劍橋鎮的家中安詳逝世，享年91歲。

　　此外，「康橋新語社」是Cambridge 地區非正式的學術研討會。當年趙元任先生在哈佛時，常常請來胡適先生幾人在家聚談。後來，趙如蘭也家傳似的定期請來很多人在家聚談。趙家總是準備一鍋紅粥，有紅豆、紅棗什麼的。有時也在哈佛另一位不乏古道古風的教授陸惠風家裏相聚。陸家準備一鍋白粥，有薏仁、白果、 蓮子什麼的。有人戲稱這樣的聚談叫紅白粥會。到1983年，才有了一個大名，叫「康橋新語」。每次幾十人，甚至五六十人。沒有那麼多椅子，就席地而坐。每次有人主講，大家提問討論。賓客是過往康橋地區的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以及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

　　走一條寂寞的研究路

赵元任和赵如兰父女，摄于1944年。

　　榮鴻曾博士視趙如蘭教授為恩師，他在現場回憶道，趙如蘭曾經對他講過：「你需要知道，在美國研究中國音樂是走一條寂寞的路。」榮鴻曾表示，這句話的深意他在幾年後才完全理解。趙教授的學術成就並非輕易得來，中國音樂研究在北美學術界橫跨漢學和音樂學兩大領域，而北美漢學界並不重視中國音樂，趙教授1967年出版的《宋代音樂資料及其詮釋》獲得美國音樂學協會最高榮譽獎，評為當年最佳學術書，但美國音樂學協會絕大部分會員對中國歷史文化都不甚了解，趙教授雖然在西方學術界備受尊敬，但是她在理論、思想、精神上走的是一條孤寂的路。

　　趙如蘭教授研究音樂、了解音樂，學的是音樂結構分析、音樂與社會關係等。榮鴻曾博士表示，「1970年錄像科技很原始，攝像機與錄影機分開，是兩具又大又重的儀器，另有電池也同樣龐大笨重，幾盤當年用的開卷錄影帶也不小，而錄音儀器也不像現在的輕巧。」趙如蘭教授早就領略錄影機對音樂研究重要的功能，在早年錄影設備沉重的時代，趙如蘭就背著器材到處「採風」。年屆70，仍然大江南北奔波，在她的學識背後，有著紮實的田野基礎。

　　趙教授與香港的關係特別密切，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曾多次出任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教授，與幾位港中大前校長李卓敏、馬臨、高錕都熟悉，她指導下的博士生榮鴻曾、林萃青、余少華都曾先後任教港中大音樂系。榮鴻曾博士在書中寫道，老師最開心的時期是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教授的幾段日子。她是江南人，在中國時在北京長大，一家人跟著她父親曾住過上海、南京、長沙、昆明等。她自傳裏唯一提到香港是：「我們全家1938年8月從昆明經香港到夏威夷」，可見沒有真正在那裏住過。1975年至1979年、1982年秋和1994年春都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其他很多次進出大陸路過香港時短住。香港的市民生活和文化活動很地道中國化，也是吸引老師之處，她也是首次接觸有特色的粵文化，1975年她整理研究的4出京戲資料，正是《霸王別姬》、《打漁殺家》、《蘇三起解》和《捉放曹》。

　　趙如蘭教授2006年慷概捐出了全部有關音樂藏品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捐贈物品有手稿、信函、筆記、教學資料、像片、7000多件影音資料、18件樂器及6000多冊書籍期刊，其中不無極珍貴物件，如已經鑒定為明初所製的古琴一張。凡此種種，對香港學術界的貢獻和對中國音樂研究和教育的長遠影響都難以估計。

　　因「北京話」拉近彼此距離

　　談起趙如蘭教授，吳淼鑫博士在現場透露，「其實我們這一代學生都稱呼她『卞太太』，這是對她的尊稱。」吳淼鑫回憶稱自己是1973年秋天第一次認識趙如蘭教授，至今已有40多年，趙教授非常好客，經常請學生和朋友們到她家吃飯聊天。「我第一次見到她就是在她請合唱團的一個聚會上。她對我第一次的印象還不錯，因為她一下子聽出來我說的北京話，那時中國大陸還沒開放，像我那個年紀說北京話的學生當時在美國非常少見。」吳淼鑫說。

　　由於趙如蘭教授在哈佛大學用北京話教中文，所以經常跟吳淼鑫討論一些北京的俗語、土話和用詞，有時還一起聽侯寶林相聲錄影帶「戲劇與方言」裏邊的北京話。吳淼鑫在書中有一段較為詳細地講述了自己與趙如蘭教授的聊天內容。「卞太太經常跟我談起她所見過的一些文化名人，她談得最多的是胡適，說胡適在她畢業的時候送給了她一部線裝的四庫備要，幾十年來一直擺在14 Brattle Circle的客廳書架上。另外她也談起過徐志摩，說他健談可親。她記得1931年徐志摩最後一次離北京飛上海的前一晚，還在她家跟她說：「再見啊，小朋友!明天我要去南方啦……」卞太太說她當晚的心情不好，沒有答理徐志摩。幾天後徐志摩回北京的飛機就出了事。卞太太說她想不到那句話竟成為徐志摩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卞太太也見過林徽因，說她的話中英文並重，英文有英國口音，印象最深的是她把Reader’s Digest，老是讀成Reader’s「抵」gest。……卞太太還跟我講起她小時候在清華園的故事，和她在一起玩兒的有幾個「大頭」的男孩兒，其中包括王元化和楊振寧，他們曾一起在清華園裏爬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