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赤琰

　政治學探討治國有兩條不同的民意代表模式，一是「General will」(多數意願)模式，一是「Will of All」(全民意願)模式。近代西方興起的所謂「民主國家」，奉行的便是前者。他們相信「全民意願」會妨礙民意多元化，為了鼓勵多元化的意願，他們設計了兩黨或多黨制，人民通過投票選舉，得到多數民意支持的政黨上台執政，執政期滿後全國再舉行投票選舉，如此周而復始，讓人民有選舉執政黨的機會，便體現了所謂民意政治。

　基於信奉「多數意願」的治國模式，西方國家攻擊「全民意願」的治國模式為「獨裁專政」，想盡辦法推翻。但據學術上的探討，不少學者認為一黨制有其可行性，而且還比兩黨制更有優勢，像漢廷頓(Huntington)便指出人才資源貧乏的國家，一黨制讓人才資源集中，對國家管治會更有利，像新加坡便能長期由人民行動黨管治國家。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建國，到八十年代便告繁榮安定，再到2000年後，國民平均所得飆上60000美元，對於一個沒有天然資源的國家，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正是用全力開發人力資源來說服國民一致支援政府，是典型的「Will of All」管治模式。另一個更大更強的案例是中國共產黨，其成功的秘訣正是「Will of All」管治模式。

　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訣

　從中國共產黨建黨的1921年開始，便很懂得在全民切身利益問題上挺身而出，整合「全民意願」;在抗日救國的問題上，無論是反對「二十一條」或是「救亡運動」等，都及時提出了全民反日意願，得到了全民支持。相反的，正在孫中山同意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反軍閥反日侵略時，蔣介石與國民黨右翼卻視反共重要過反日反軍閥，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當務之急竟然是全面追殺共產黨員。1927年上海大罷工時，蔣大開殺戒，不少共產黨員與勞工被殺;正在反侵略反軍閥的國家興亡關頭，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正好給中國共產黨更大的機會整合抗日的「全民意願」。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曾兩次力求與國民黨合作抗日，其中一次是「西安事變」，楊虎城兵諫強求蔣介石放棄「剿共」，全力抗日。但事後蔣仍決意要「剿共」，連楊一家都被他殺害。抗戰勝利前，國共也有過「和談」，但談判未果，蔣竟然又對共產黨大開殺戒。總之，面對外強侵略，民不聊生，中國共產黨懂得全民意願所在，國民黨卻全力打內戰，讓人民大失所望。日本投降4年，全中國便被中國共產黨解放了，國民黨號稱有800萬軍隊，竟不堪一擊，這正是因為全民走去支持共產黨。

　從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開始，類似奉行全民意願的重大國事，層出不窮，國家領導人無不堅持「全民意願」模式治國，其中具歷史與國際意義的是收回香港主權。中國共產黨想到用「一國兩制」的模式管治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立法與司法，全由港人自理。因為太放鬆了，反中亂港勢力趁機冒出頭來，最後搞到2019年「黑衣暴亂」全面破壞公共秩序與措施。即使如此，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一國兩制」不變，人大常委會制定了香港國安法以及強調「愛國者治港」、完善選舉制度，都是為了鞏固「一國兩制」。

　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6月12日舉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正是從國家民族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切身利益出發。這話講得很透徹，中國共產黨想出「一國兩制」的辦法管治香港，正是出於包容港英留下來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想港人不適應制度突變而無所適從。駱主任還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便沒有「一國兩制」，中國共產黨為了要維護香港的安定繁榮。九七後還不斷協助香港渡過重重危機，例如金融危機、SARS、「黑衣暴亂」與新冠肺炎。

　由此可見，攻擊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是不了解「全民意願」的模式，盲目信奉西方「多數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