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當RAND——蘭德，被中國政經分析家們突然提及時，往往意味着或有戲劇性事件發生。

　10月14日，這家以美國獨立年份1776作為加州總部門牌號碼的著名智庫機構，正式發布《穩定中美競爭關係》的研究報告。其中重點關注了三大議題：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以及中美科技競爭。不出意料，北京方面很快注意到該份報告，尤其是透露出的微妙的態度變化，更成為中方部分專業人士熱議的話題。

　該報告將現階段中美之間關係，定義為「穩定激烈的競爭」，並總結出6項總體原則。即雙方接受某種程度的暫時妥協，這必須成為雙邊關係的組成部分。雙方承認對方的核心政治合法性。在具體爭議領域，雙方應共同制定規則、規範、機制等工具，為特定時期（如3~5年內）維持穩定局面創造條件。雙方應克制發展旨在削弱對方防禦能力、威脅對方本土生存的軍事能力。雙方就世界政治組織原則的基本特徵達成共識，為維持現狀提供底線基礎。建立長效機制（如高層人脈紐帶、實體通訊鏈路、危機處理框架），發揮緩和衝突、恢復穩定的功能。

　為降低中美競爭的強度和烈度，蘭德公司同時給出了具體行動建議，包括美方應明確表態拒絕「絕對勝利」敘事；重建雙方高層官員之間多重可信溝通渠道；通過公開協定與私下諒解限制網絡空間競爭；特別是宣布相互接受核威懾戰略，放棄威脅對方核反擊能力的技戰術。

　至於台灣、南海、科技三大交集點，蘭德的表態同樣意味深長。比如，應最大限度激勵北京採取漸進式統一路徑；構建和平解決南海問題的中期路徑；以及在科技領域共同管控新興技術安全風險，同時避免極端打壓手段。

　誕生於1948年5月的蘭德，最初脫胎於道格拉斯飛機公司。儘管一直宣稱是一家獨立、非盈利性質研究機構，不過考慮其絕大部分運營資金來自美國政府各部門的外判合同，因此某種程度上，它不僅是華盛頓「理性強硬派」的大本營，亦能長期對白宮對外政策制定產生影響。

　事實上，一批重量級美國官員在蘭德公司扮演過重要角色。比如兩度擔任美國防長的拉姆斯菲爾德就曾出任蘭德董事會主席，而美國首位非裔女國務卿賴斯以及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世界銀行行長沃爾福威茨，以及前CIA局長施萊辛格，也都先後出任過蘭德高級資深研究員。

　蘭德公司之所以在9500公里外的北京城擁有諾大的名頭，其實還源於70餘年前一則未能證實的故事。據稱，當美國介入朝鮮戰爭後，蘭德拿出一份長達數百頁的報告，核心結論就是「中國將進入朝鮮」。傳聞中，美國軍方決策層普遍認為新中國無力也不願出兵干預，進而拒絕為這份報告買單。直至戰爭結束後，作為汲取教訓的一部分，美國國防部以200萬美元重新收購了這份早已過期的研究。

　包括蘭德高管在內，雖然很多人都曾在不同場合否認該事並斥為「童話」，但「七個字傳奇」無疑為該機構蒙上了神秘色彩。在冷戰階段，開創全球智庫系統分析方法論且能將複雜的政治、社會、軍事問題量化、模型化的蘭德，其研究重點自然是前蘇聯。不過近20年來，中國才是其最大的關注對象。

　而這，正是10天前那份報告引發相關人士熱議的根本所在。因為就在2024年，蘭德公司同樣針對中國出具了一份報告，對中國當時通過軍事改革和戰略儲備強化備戰能力的實戰價值，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懷疑。同時，蘭德還建議美方採取「相互確保經濟摧毀」策略，以遏制中國的崛起。

　相互確保摧毀，源自一度服務於蘭德的托馬斯•謝林，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其核心就是主動減少自身選項，放棄靈活性，反而增強自己的戰略地位和戰略可信度，在英文世界裏俗稱MAD。當然，如果用中國的成語，可能更加一目了然——破釜沉舟。

　問題是，這種承諾威懾理論成立的前提，是強勢一方通過展示肌肉迫使弱勢方先行退讓。而一旦當單向的威懾轉成雙向威懾，那麼，由鏡像反制帶來的只能是國家韌性競賽。

　在北京權威人士看來，時隔一年，蘭德報告的語氣已出現不小轉變。Position of strength, 基於實力和地位的PK，已將所謂誰先眨眼睛的「膽小鬼遊戲」變成了比拼誰更能承受衝擊，並且在持久戰中構建更穩固、更具吸引力的未來體系上。

　「10月24日，此前還在參加中共四中全會的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已率團赴馬來西亞，參加與美方的經貿磋商。從日內瓦、倫敦、斯德哥爾摩、馬德里到現在的吉隆坡，可以算算他們各自與華盛頓和北京的距離。這大概並不需要蘭德研究員動用什麼模型吧」，他說。

　好吧，先給出結論：上述五城與華盛頓分別相距6530公里、5900公里、6670公里、5900公里、15500公里，而與北京則相距8154公里、8144公里、6817公里、9353公里，以及4331公里。

　頗有意味的是，自10月9日中方拋出針對境外相關稀土物資實施出口管制的決定後，美國先是宣布希望在稀土、大豆、芬太尼（即俗稱的「土豆泥」）領域中國做出善意的讓步，同時又於23日表示將對使用美國軟件或使用美國軟件製造的產品在全球範圍內禁止向中國出口。

　北京方面權威人士對此表示「並不意外」，認為這無非又是一次經典的「以升級促降級」，且雙方都已玩得爐火純青。來自道瓊斯的評論也傾向於此，指雙方首先製造一場可能失控的危機，然後在全球經濟瑟瑟發抖的檔口開始談判解決方案，從而讓兩國都能宣稱成功化解了危機。

　畢竟，一周之後便是APEC峰會，被全球密切關注的中美元首一對一會談能否在韓國慶州實現，將會對未來一段時間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產生重大影響。

　截至目前，中方尚未對此給出明確答覆，反而美方態度積極。美國財長貝森特甚至稱，在特朗普2.0政府時期首次東西方領導人會面，若未能推動兩國對未來更具建設性的方向發展，而只嘗試解決一些過去的問題，那將是相當的可惜。

　慶州，被稱為「沒有屋頂的博物館」，換句話說倒是「敞開談」的好地方。不過，即便未能實現「一對一」，其實也沒關係，因為明年末APEC峰會的舉辦地大概率是中國廣州。從慶州到廣州，中間或許還夾雜着北京，特朗普一直希望在明年初再次訪華。

　或許就像那首著名的詩歌所言：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裏。（北京 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