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周刊2014年3月1日發表題為《民主出了什麼問題？》（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的封面長文稱，全球民主發展遭遇挫折，尤其，進入21世紀後，情況比1980年至2000年更嚴峻。

東升西降：不僅經濟還指制度

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推廣停滯甚至可能逆轉，引證的事實是，在當時167個國家和地區中，91個的民主品質惡化。

文章討論了西方民主制度所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把原因歸結為，「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中國的崛起，是民主失去動力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機不僅對世界金融，更對人們的心理造成了巨大衝擊。這次危機讓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缺陷暴露無遺，也嚴重打擊了西方人視為寶貴資本之一的自信心。」同時，中國打破了以往只有民主國家才取得經濟進步的局面，中國領導人解決了民主制度需要幾十年才能解決的國家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

該文把西方政制衰敗的原因，歸咎百年一遇金融危機是膚淺的；但承認中國提供了不同制度的比較，則是剴切的。

所謂「東升西降」，不僅指經濟增量和總量的對比，也指制度對比。西方制度衰敗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崛起，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重心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的具有根本性質的標誌。

2020年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以「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為主題，比較6年前《經濟學人》文章着重分析眾多國家或地區實踐西方政治體制的弊端，6年後慕尼黑安全會議偏重分析西方國家本身制度問題——在世界變得不西方化的同時，西方本身是否也變得不那麼西方化了？如果西方把舞台留給別人，對世界又意味着什麼？報告感嘆，西方社會和政府似乎失去對成為西方一部分意義的共同理解。儘管這也許是跨大西洋夥伴面臨的最重要的戰略挑戰，但是，西方能否為大國競爭的新時代制定聯合戰略似乎還不確定。

嚴峻的現實是，西方從學界到媒體到政界，普遍意識到西方制度在加速衰敗，卻無法解決。於是，進入2025年，從美國到歐洲，政治民粹主義愈演愈烈，政治兩極化趨於極端的同時，極右派普遍佔上風。面對內憂外患，各國皆需要政治穩定、國家團結，而這一切有賴於強大的政黨和卓越的領袖。但是，環視全球，在強大政黨和卓越領袖的帶領下，達至政治穩定、國家團結的屈指可數，而且，不是西方國家。

特朗普對美國民主的威脅已為人所知。西方民主政制起源地之一的英國，其政制也搖搖欲墜。10月28日，總部位於英國的國際網絡市場調查和數據分析公司YouGov公布其民調結果顯示，英國首相施紀賢領導的工黨的民意支持率跌至有史以來最低水平。民調顯示，如果明天舉行大選，只有17%的英國人表示會投票給工黨；保守黨支持率同樣是17%；法拉奇（Nigel Farage）領導的右翼改革黨以27%領先；在新任領袖波蘭斯基（Zack Polanski）領導下的綠黨錄得16%的支持率，是其歷史最高水平；自由民主黨則為15%。有5個政黨支持率皆至少達15%，凸顯英國政治版圖愈益片段化。

變局結果取決於中西制度較量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不僅被西方越來越多知名人士所承認，也為西方國家普遍所借鑒，尤其，借鑒中國的產業政策。

展望未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演變結果，取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西方制度較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國內，集中力量辦大事和辦好大事；在全球，平等對待中小國家，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道路和制度，推動共同發展和富裕；西方制度則必須脫胎換骨，才能解決相關國家內部矛盾和外部問題。

可以預言，未來5年至10年，世界將形成以中國和美國各為首的兩大經濟貿易金融體系，同時，越來越多國家將背棄西方制度，借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人類史無前例的制度變革。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八屆立法會在如此宏闊的大時代產生，當然必須體現不同於西方制度的中國特別行政區特色。香港政制進一步發展也必將反映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