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份，一行9人的貴州犯罪團夥商議來港作案，唯一擁有通行證的鄭男先經羅湖抵港，其他人稍後偷渡來港，匿藏在飛鵝山，於4月25日凌晨闖入飛鵝山一間獨立屋，挾持屋內的女事主bossini創辦人羅定邦的孫女羅君兒及男友人，劫去約值300萬元的珠寶首飾和現金，並綁架女事主禁錮在附近山洞，勒索其家人5800萬元。最後議價至2800萬元。4月28日受害人父親親自駕車前往飛鵝山交付贖金。

    綁匪收到贖金後釋放事主，負責接收贖金的兩名歹徒侵吞了1800萬元藏身附近山洞。團夥瓜分千萬贖金後繼續藏身飛鵝山，徒步前往馬鞍山梅子林，將大部分贖金就地藏匿再潛返內地。

    與此同時，警方一直展開追捕行動，鄭在羅湖過關時被捕，供出整個團夥。透過内地與香港兩地警方的合作，其他偷渡返回內地匿藏的所有同黨相繼被捕。兩地警方花近一年時間，分別在内地與香港兩地的山頭尋回2789萬元贖金及數十件失物，只有11萬元被匪徒逃亡時花掉。

    參與當年調查的湯浩發警長，當時駐守東九龍總區重案組，他憶述那天有特別任務要立即集合，身為偵緝探員已習以為常，但今次上級沒透露案件類型，感到不尋常，平日行動簡報會頂多10多個人，但那天卻坐滿50人。

    會議開始長官再三強調案件必須絕對保密，「原來發生綁架案，肉參仍在綁匪手上，生死未卜，警方掌握線索有限。」長官委派他負責主理案件，「為什麼會是我？我是低調內斂的角色，原來平日努力一直有人留意，又或許低調沉着正是處理綁架案先決優點。 

                        湯浩發警長。

    綁匪可能在現場附近監視，警方避免打草驚蛇兵分多路隱蔽調查。任務異常艱巨，花王、司機、同事、親戚和朋友均有可疑，需逐一排查工作量龐大，且性命攸關時間緊迫。最大嫌疑莫過於當時在屋內的男友人。案發時他在現場，綁匪卻留下他帶口信，要求家人備贖金。最後花長時間調查才把他排除在疑犯之列。

    「綁匪終於來電！」湯浩發說，事主父親心急如焚但表現冷靜，確定肉參安全後，議定贖金和約好交收時間地點，警方布下天羅地網。「無論如何要把事主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案件牽涉人命，拯救人質時需非常謹慎。當收到同袍電話指人質安全時，探員都鬆一口氣，立刻計劃下一步。「怎樣破案？不可以讓賊人逍遙法外！」把握黃金48小時拘捕犯人起回贖金，否則線索隨時間流失。

    因疑犯供稱部分贖金藏匿山上不明位置，警方需輪更登山搜尋，湯浩發曾在荒山野嶺逗留3日3夜，找了一年才起回贖金。不放棄的堅持是對自己、對公義的承諾。最後警方找回贖金，成功將犯人入罪。

    其餘綁匪選擇山路逃走，但仍留有痕跡，現場留下包裝鈔票的膠袋和指紋，成為日後定罪重要證據。警方在各個出入口岸加派人手，奈何大海撈針，事主或許是最後的線索。

                        女事主獲釋後召開記者會報平安。

    被綁匪禁錮山洞近4天，精神和生命都受到威脅，但女事主比警方想像更堅強，能保持鎮定牢記事發經過，且觀察入微，口供條理清晰巨細無遺，清楚記得吃過什麼、喝過什麼，成破案關鍵。探員根據口供由飛鵝山附近開始走訪所有士多、辦館、超巿和便利店，查詢最近是否有人大量購買食物和飲料。

    幾經奔波終在彩虹站一間便利店獲得重要信息：最近有人頻繁採購這些食物。探員從錄像中截取疑犯的照片，經分析容貌及檢視全港60處的閉路電視片段，開始翻查各個口岸監控，憑着在羅湖口岸找到入境記錄，鎖定首名疑犯姓鄭男子，隨即發出通緝令。5月3日當他過關時當場被捕。

                   姓鄭疑犯被捕。

    綁匪在西貢、馬鞍山、沙田的山頭穿梭，以樹木掩護難以被發現。他們計劃周詳預先熟習地形，選擇無路可達山洞藏參。唯一有通行證的鄭，由羅湖合法抵港，方便四處走動負責購物。沒料到他最終成為關鍵，牽出整個犯罪團夥。

    湯浩發說，2800萬是一筆巨款，贖金的去向成疑，兩地警方着力找尋。綁匪除兩名歹徒瓜分近300萬元於單位內當場被起回外，其他人選擇把贖金埋在隱蔽的山頭，準備等風聲稍緩才掘出來，異想天開打算萬一被捕，也可以出獄後再取回。因絕對保密，擔心山頭變成「淘金場」，探員尋找贖金分外低調。內地警方根據綁匪口供幾天內在深圳鹽田梧桐山找到365萬元，而收藏在港的2000多萬元就由港警負責。

    在兩個多月後終在茅坪附近尋到1500萬元，餘下的600多萬元在案發一年後才「重見天日」。湯浩發憶起那一年，數十名探員分工合作，每天登山搜查，贖金基本上全部尋回，全賴鍥而不捨的精神。 

    2016年案件在深圳開審，所有被告認罪受到法律制裁。同年6月，香港高等法院開庭審理此案，被告因綁架等罪判監12年。他後來以沒有使用暴力為由，就刑期上訴也被駁回，此案終於告一段落，結局尚算圓滿。湯浩發指兩年以來心力交瘁，卻是寶貴經驗，其中的辛酸和委屈成為難忘經歷。能夠參與此案，獲益良多，肯定是他職業生涯難忘的一頁。

    警隊犯罪心理學家表示，綁架案件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會為調查探員帶來不同程度的心理挑戰。探員在調查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挫折，又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做出決策，每一個決定都影響着被綁架受害人的生命安危，這種高壓的環境或會導致探員出現不同的心理壓力反應，如焦慮、高度緊張、挫敗和自責等。倘若探員和受害人有相似家庭背景，這可能會讓他們更容易代入情感而承受巨大的心理負擔。即使最後成功解救被綁架者，也可能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等心理問題。

    被綁架受害人的心理反應也可以因人而異，其中「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是最多人談論的。1973年8月，兩名劫匪闖入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劫持4名人質長達6天，警方的精神科醫生顧問Nils Bejerot事後發現，人質與劫匪之間出現某程度的情感聯繫（Emotional Bonding），人質不但沒有因劫匪的脅持而憤怒，反而感謝劫匪給予他們水和食物，同情劫匪，甚至替他們辯護。這是首次發現人在極端和絕望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心理現象，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心理學家認為這現象並非病態，而是自我保護機制，在不尋常環境下的生存之道。在4種情況下，是特別容易出現：1.在生命受到威脅；2.被完全孤立；3.暴力者展予小恩小惠，並分享他們的個人坎坷遭遇；4.在完全絕望並被情感操控的情況下，對逃脫不抱希望。

    心理學家指出，類似為暴力者開脫並代入情感等現象也會發生在性暴力、家庭暴力、邪教操控、甚至網絡情騙等受害者身上。（記者 區天海）

頂圖：疑犯由探員押解重組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