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敬中

　今年7月28日，筆者造訪斯瓦爾巴群島新奧勒松的中國北極黃河站，正值它建站22周年的特別日子。站在高緯度冰川退縮的邊緣，所聞所見令人震撼——極地不僅是全球氣候變化最敏感的「風向標」，更已演變成大國博弈、資源探索與全球治理最激烈的前沿陣地。

　隨着南極秦嶺站兩年半前的建成運行與國家「十五五」極地戰略的全面鋪開，極地與香港的距離正在被無限拉近。從22年前「雪龍」號首次訪港，到2年前「雪龍2」號將香港作為首航凱旋首站，再到本港科研團隊頻頻深入朗伊爾城開展極地微藻與冰凍圈研究，香港社會對極地議題的關注正愈發熱烈。

　然而，熱潮之下，不少人仍存有深刻的理念誤區，認為香港地處亞熱帶，極地科考純粹是國家層面的事，是重型裝備與硬核基建的硬實力競爭，香港最多只能扮演「啦啦隊」或觀光客的角色。這種「亞熱帶盲區」，嚴重低估了香港在這場全球地緣與科學博弈中的獨特戰略價值。

　事實上，香港推動極地戰略早已具備堅實的底座。在民間與科普層面，「三極」探險家李樂詩博士作為首位踏足南北極與青藏高原的華人女性，數十年如一日推動極地啟蒙；生態學家何建宗教授更於2021年在斯瓦爾巴群島的朗伊爾城，建立了香港首個民間北極科研站。在學術研究層面，香港中文大學劉雅章教授等頂尖學者享譽國際，他曾任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首席科學家，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核心起草成員，在極地大氣環流與全球氣候模型領域成就卓著。馬逢國議員擔任理事會主席的「香港極地海洋科考與普及創新中心」，積極構建本地學者與青年參與國家南北極科考的常態化機制。凡此種種，皆表明香港在極地領域早已蓄積了不可忽視的「軟實力」。

　要將這些積澱轉化為更大的戰略效能，香港必須明確自身的大目標：從旁觀的「觀光啦啦隊」，跨越為國家極地戰略中不可或缺的「極地超級中介」。經過四十年的極地深耕，國家已具備「兩船七站一基地」的硬核極地實力，大國重器的破冰能力舉世公認。然而，極地博弈的下半場，已不僅是「能不能去」的工程問題，更是涉及「如何治理、如何融資、如何合規」的制度與規則的競爭。國家的優勢在於「重裝破冰」，而香港的使命，則是利用「一國兩制」下的普通法系、離岸金融與國際網絡，為國家極地戰略提供最急需的「軟保障」與「地緣緩衝區」。

　要實現這一跨越，香港必須在國家極地戰略中精準完成三個關鍵領域的卡位：

　首先是規則與法理卡位，打造「極地國際法與海事仲裁中心」。傳統觀念認為極地探索唯科學家與破冰船至上，往往忽略了規則制定權的重要性。事實上，北極航道的商業化開闢與深海極地資源的開發，高度依賴《斯瓦爾巴條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複雜國際法框架。香港作為中國唯一的普通法地區，匯聚了全球頂尖的國際法與海事仲裁人才。香港應當成立「極地國際法與海事規則研究中心」，一方面為國家參與極地航道條約制定與極地資源合規開採提供深度的法律護航，另一方面積極爭取將香港打造成全球極地海事糾紛與航運合規的首選仲裁地，從而在國際規則層面搶佔制高點。

　其次是資本與風險卡位，構建「極地ESG金融與保險樞紐」。極地科考並非純粹的財政撥款支出，其背後蘊含着龐大的商業化金融需求。極地基建、破冰船建造以及未來北極東北航線的商業通航，均需要巨額資本與複雜的風險保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再保險中心，具備強大的金融撮合與風險精算能力。香港可以針對極地商業通航開發專屬的船舶保險與風險模型，同時通過發行極地綠色債券，為極地低碳基建與永凍土監測技術提供國際融資，率先搶佔全球「極地ESG金融」標準的制定權，構建堅實的「軟保障」。

　最後是地緣與學術卡位，建立「中立的極地國際科學合作緩衝區」。在當前地緣政治博弈下，西方部分國家對中國極地科考頻頻產生偏見與防備，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的中立與開放屬性，正是破解這一困局的絕佳突破口。香港不應僅將極地研究視為內地科研機構的附屬品，而應充分利用八大院校的國際網絡，以香港名義發起「全球極地氣候變化聯合研究計劃」。通過香港的中立平台吸納全球頂尖學者與關鍵數據，成為國家極地外交與國際科學合作的「安全氣墊」。

　極地看似遠在天邊，但其冰川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的每一厘米，都在實時影響著維多利亞港的水位線，更在重新定義全球資本對香港這座金融中心氣候風險的重估。筆者注意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眾諮詢文件並未明確提及極地事務，竊以為有可商榷之處，建議與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極地戰略明確掛鉤。當然，如上所述，香港參與國家極地戰略，絕非玩賞冰雪的文青情懷，而是一場關乎城市定位的戰略轉型。從「亞熱帶金融港」跨越到「極地超級聯繫人或增值人」，這才是香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重新錨定自身價值的最高階姿態。

　（作者余敬中為中國出海企業協作聯盟執行理事長，聯合國未來地球計劃中國委員會委員，極地未來Polar Hub理事，2016年央視大型紀錄片《北極，北極！》總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