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萬靜
近年來，有關中國企業各項費負畸重的議論一直不斷。但是究竟企業費負有多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學術研究機構，都未能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近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博士彭鵬向《法制日報》記者披露，他根據2012年、2013年公開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中國稅務年鑒等資料數據統計得出，2012年中國企業的費負為13743.48億元，2013年則為15119.83億元，呈現逐年增長態勢。
企業費負連續兩年高達萬億
究竟企業費負是指什么?按照業內通行的說法，企業的各項繳費包括行政事業費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行政許可、審批相關的經營服務性支出，以及其他涉企收費等。其中部分項目構成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
有著證券服務工作經歷的彭鵬，今年提交的博士畢業論文答辯題目，選擇了中國企業的費負現狀研究，原因來自于他的導師、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周天勇[微博]教授的引導。周教授多年來致力于企業費負規范問題的研究。
此次彭鵬在其論文中，根據公開出版發行的2012年、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中國稅務年鑒披露的數字，采用刨除法、即用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減去城鎮收入、農村收入、企業盈余、稅收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各項政府性基金(含土地出讓金)收入、公益性收入、國企上繳利潤、灰色收入等數額之后，得出我國2012年各項涉企的政府性收費為13743.48億元，2013年則為15119.83億元。
彭鵬在論文中提及，我國政府收費的部門涉及眾多，有政府辦公室(廳)、經貿委、建設、土地房屋、民政、衛生、勞動、人事、財政、物價、交通、礦產、煙草等十幾個部門；收費具體內容包括單據賬簿費、證照費、登記手續費、管理費、懲罰性收費和集資性收費等行政收費，還有包括檢測檢驗、報名費、手續費等各種事業性收費。此外還有其他亂收費，包括亂攤派、非法集資、無依據罰沒等。
總體而言，涉企收費呈現“三多”特點。“三多”是指收費項目多、部門多、數額多。彭鵬告訴記者，與國際上其他國家橫向比較非稅收入情況，我國在非稅收入方面的排名是相對靠前的，且存在增長剛性，這其中行政事業性收費占據主導地位。彭博坦言，如果一個國家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高，這對整體經濟的負面影響作用不容小覷。
企業各項繳費占稅負50%以上
彭鵬博士的調研結果，恰好地印證了工信部在2013年9月23日發布的《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這是工信部首次對外發布的關于企業負擔調查的專門調查報告。
工信部此次調查是以問卷形式通過網上填報來進行，全國31個省市的兩千多家企業進行了有效參與。該《報告》披露，通過對兩千多個企業的財務數據統計得出，企業的各項繳費合計為151.518852億元，這些繳費包括行政事業費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行政許可、審批相關的經營服務性支出，以及其他涉企收費等，其中部分項目構成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而被調查企業的上繳稅金總額統計為295.436575億元，前后兩者相除，得出各項繳費金額占上繳稅金總額比重為52%。
此次調查還專門針對除行政收費、審批許可等之外的其他涉企收費情況進行了摸底。其中企業最不滿意的一項收費情況是，“將應由企業自愿接受的咨詢、評估、檢測等中介服務變為強制收取費用”，其次為“強求企業刊登廣告和訂購報刊、雜志、書籍、音像制品等”。
收費無依據無尺度最受詬病
涉企收費項目如此繁多、收費部門又如此龐雜，自然在管理上存在的問題不少。據彭鵬介紹，除了“三多”，我國涉企收費還存在“四亂”、“兩缺位”問題。“四亂”是指，收費項目審批、繳費渠道、票據使用和管理使用等混亂；“兩缺位”是指內部管理和外部監督等機制缺失。
據記者了解，涉企收費最受詬病的地方在于缺乏依據。實踐中不乏這樣的案例，即執法收費機構向繳費人常常出示的都是“政府紅頭文件”，更有甚者連文件也沒有，就是口頭告知。然而繳費人一般對此鮮有質疑。
其次，執法標準混亂問題也讓企業苦惱不已。來自河北某縣級市的何先生告訴記者，三年前他曾和朋友合伙開了家網吧，在開業之際遇到消防安全驗收檢查，被查結果是“不合格，需要整改，還需繳納整改費用20萬”。后經“關系疏通”，相關的“整改費用”最后降為兩萬。
曾在地方國稅部門工作多年的王女士透露，在她近二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每年都會檢查上百家企業的財務狀況，發現每一家企業的各項涉企費用支出都是完全不一樣的，即便是同一類別、同一收費單位的涉企收費，各個企業的支出情況也是完全不同的。像一般城市網吧涉及到的衛生、消防等檢查整改費用中，費用落差能達到十萬元以上。
減輕企業負擔關鍵在地方
10月16日，國務院減輕企業負擔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務院減負辦)組成調查組，赴江蘇就建設領域涉企收費有關情況開展調查。而早在國慶長假結束后的第一個工作日，減負辦調查組即赴浙江、山東開展涉企收費情況調查。
據此，彭鵬分析指出，減輕企業費負負擔的工作關鍵在地方，然而難點和阻力也來自于地方。因為地方財政在非稅收入的收取方面，特別是行政事務性收費和罰款，其積極性顯然高于中央，其收取規模也要超過中央財政非稅收入的規模。
彭鵬的分析得到了財政部在今年4月公布的“2013年全國財政收支情況”的數據支持。2013年我國財政中非稅收入18646億元，比上年增長12.1%，而且非稅收入增長快于財政收入的局面已持續3年。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針對非稅收入增速過快這一現象分析認為，在當前的財稅分享體制下，中央政府財力大，地方政府財力小，但是地方所負責的事權卻沒有減少，花錢的地方反而越來越多。當地方政府面臨稅收收入增幅放緩，支出規模卻并未明顯縮減，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僅靠收稅又收不到那么多的錢，自然會想方設法打非稅收入的主意。
上海行政學院的劉志廣教授認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中的大量非稅收入都游離于預算之外，使得地方政府及其政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不斷膨脹，權力濫用導致的腐敗和特權現象也越來越嚴重。
知名財稅研究網絡博主蔡紅東向記者介紹，前些年，國家僅要求將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納入一般預算管理，對其他類別的非稅收入是否納入一般預算管理未做強制性規定，盡管2010年財政部下發《關于將按預算外資金管理的收入納入預算管理的通知》，明確要求將教育收費以外的所有非稅收入全額納入財政預算管理。但要徹底整改到位還需時日，這難免給征管對象違法亂紀帶來了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