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財政收入增長乏力顯然已是財稅部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4月16日，財政部公布了一季度財政收支的情況，截至3月底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累計同比增速分別為3.9%和7.8%，均屬于歷史罕見低位，尤其是財政收入更是2009年一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
實際上，2013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增速就已經降至了個位數，如果與中國首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期間（1997年至2004年，亞洲金融危機）財政收入增速相比，同樣是危機爆發的5年后，這一次積極財政的收入增長曲線走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軌跡。
財政收入增長為何乏力
收入增長的乏力，也間接導致了本輪宏觀調控中的財政支出表現不是很積極，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將兩次積極財政期間的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進行對比就會發現，兩者的比值越大，意味著政府的財政支出力度越強。例如，在1997年至2004年期間，該比值的均值為1.1，最高曾觸及1.2左右；但2008年至今，這一比率的均值僅為1.05，由此可見本輪財政支出的力度要遠低于上一輪。
在財稅部門好年景的時候，一個持續被關注的話題就是為什么中國的稅收收入連續超過經濟增速（GDP名義增速），例如1994年分稅制至危機前的2007年期間，GDP名義增速年均為15.8%，而同期稅收的年均增速為18.6%，平均增速差為2.8%。財稅部門對此的解釋是這主要是因為稅收監管的增強，納稅人自覺納稅覺悟的提高。但2008年至2014期間，GDP名義增速年均為13.2%，稅收增速為14.6%，兩者差值降至1.6%，可見稅收增速回落更大，又該怎么解釋這一變化呢？
要解釋這個問題，需要從中國的稅種結構入手。還是以1994年分稅制為起點，至今中國的稅收依然是以從價稅為主的稅種收入結構，從價稅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伴隨著物價的變化，稅收呈現“水漲船高”的趨勢，即每當通脹高的時候，往往稅收增速也快，通脹水平低的時候，稅收增速往往低的規律。例如2007年中國的商品零售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的漲幅均為5.9%，GDP平減指數（更廣義的通脹指標）更是高達8.55%，當年稅收的增速則高達31.06%，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稅收增速最高的年份；而2009年各類通脹指標均為負增長，同年的稅收增速僅為9.77%，成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稅收增速首次低于兩位數的年份。
但近年來，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兩次積極財政實施期間的物價漲幅，2008年至今的物價漲幅并沒有顯著低于1997年至2004年間的水平，即本輪危機以來稅收沒有跟隨物價“水漲船高”。
其背后原因就是我們的稅收收入結構變了：1994年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三稅的收入占比為68%，而在2013年之后，三稅收入占比已經降至50%以下，相應所得稅的收入比重則由11%升至27%。由此，物價對于稅收收入的直接影響趨弱。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宏觀稅基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此點變化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表現之一，并且是一種趨勢性的變化。
積極財政如何“加力增效”
如果上述有關稅收收入變化的分析是靠譜的，那么接下來就自然產生了一個問題，財政政策應該如何積極？
從理論上說，收入增長的乏力雖然制約了政府財政支出的空間，但是政府可以通過擴大赤字規模來維持積極財政的支出力度。中國政府確實也是這么做的，例如今年人代會審議通過的《關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201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就明確，2015年全國財政赤字16200億元，比2014年增加2700億元，赤字占GDP的比重約2.3%，比2014年提高0.2個百分點。
但是，如果從中國整體債務水平和各級政府的債務情況來看，財稅部門對于赤字規模的擴張空間實際上是有限的，因為財政赤字本質上是對未來年度財政支出空間的提前占用。
那么財政支出方面的“捉襟見肘”，經濟運行又需要財政積極，如此兩難的局面應該怎么克服？問題的解決就自然回到了收入上。上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的經濟顧問阿瑟·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線，指出政府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系：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因為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的增長，使稅基減小，最終導致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達到稅收收入增加的效果。拉佛的建議最終被里根采納，實施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
如果觀察中國的稅收和宏觀稅率的關系，“拉弗曲線”也確實客觀存在。我們可清楚地看到，1994年分稅制以來至今的20余年的財稅數據，1994年-2014年期間，中國稅收年均增速為17%，稅收總額/GDP估算宏觀稅負的平均為15%，而且稅收增長和宏觀稅率之間的關系大致也有四個組合關系：“低稅率，低增長”、“低稅率、高增長”、“高稅率、高增長”和“高稅率、低增長”。如今我們正面臨“高稅率、低增長”的問題。
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實體經濟依然需要資金支持的情況下，要保證中國經濟順利爬坡過坎，實施全面的減稅就成為經濟綜合解決方案中重要的一部分。
而在今年人代會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僅僅還是強調“實行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加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但如果認識到中國已經面對的“高稅率、低增長”的問題，目前的減稅力度顯然是不夠的。而且從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空間來看，要發揮財稅政策“四兩撥千斤”的政策優勢，全面減稅應盡快被重點考慮和規劃。
（作者供職于中國建設銀行金融市場部，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