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记者金敏华报道：「大家都在等西九(文化區的建成)，西九又建得這麼慢，我是很著急，現在想法有了，錢也有了，但是場地的建設還是要一步一步來。很多事情我們可以跟內地一起分享。這次一個遺憾是國內來的人還是不夠多，希望明年多一些。10月份我們這個制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Producers' Network Meeting & Forum，PNMF)會去烏鎮開一個小會，一天的會議，其他時候看戲。我們已經有設立PNMF分會這樣的概念，現在在跟烏鎮談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總監茹國烈口中的關於西九文化區營運的「想法」其實就是一張西九文化藍圖，他稱之為「香港的一個新模式」。目的是什麼?「就是將香港的表演藝術生態和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層面。」只不過，跟一年前由大大小小21個圓組成的藍圖相比，這張貼在他西九文化區辦公室牆壁上、天天與之打照面的藍圖如今已演進、細化到近50個圓。當然，核心的4個圓圈還是場地、新的創作、文化交流和觀眾培育，「場地」明顯是最大的那個圓。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總監茹國烈
更多跨越地域的合作
「專門針對制作人的會議，我在內地還從來沒有聽說過。作為一個內陸城市，重慶不是北京上海，可不可以讓大家看到我們，這很關鍵。」7年前在重慶創立了當地第一家也是迄今唯一一家「真正意義上的有平台效應的小劇場」猁猁寅子小劇場的胡音快人快語，今年第一次參加PNMF的她告訴記者，年演50多場的茵子小劇場在重慶九龍坡的一個老工業區里，300平米的烟廠倉庫被改造成一個65座的black box。「重慶大劇院、國泰藝術中心、群星劇院、施光南大劇院，光是這4個場地已經有6個千座以上的劇場，重慶的大場地已經很多了，我做下去的意義在哪?我在這個藝術版圖里的位置在哪?哪怕是這麼小的藝術機構怎麼制作出當地與國際連接的作品出來?我怎麼來尋找合作夥伴?所以我來了。」自己做節目，也做聯合制作、做藝術節策劃的胡音還真帶了一個項目過來。「交通茶館是重慶有30多年歷史的老茶館，里面很多故事，這個茶館馬上要被拆掉，這似乎是快速發展的城市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我們希望用戲劇的形式把它或者說是城市的集體記憶保留下來，我相信香港、台北也有類似的話題，這甚至是亞洲社會發展進程中共有的城市人文景觀，不少台灣的制作人就對這個題材很感興趣，我們是聯合制作。」去年，北京柒零柒恩劇團的靈魂人物之一、獨立制作人水晶是PNMF的講者之一，今年劇團派了入行不久的制作經理苑臨楠參加，結果讓她「感觸蠻深的」。她介紹說，茹國烈對劇團的品牌項目愛丁堡前沿劇展很熟悉，覺得「一家小小公司可以做那麼有趣的事情」，「選劇的水平很高、作品很好。」他甚至計劃去上海看公司做的「表演藝術新天地」藝穗節。「未來也有可能在西九新場地合作。」相比胡音、苑臨楠，從事劇場工作近30年的台北藝術中心籌備辦公室主任王孟超顯然要資深得多。但是面臨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似乎有很多的共通性。王孟超透露，最遲明年年底啟用的台北藝術中心希望屆時能提供一些時段做長銷節目，「對有些節目的能量來講，真的是可以演好幾個禮拜的，所以我們給它提供這樣的一種可能性，這樣表演團體才願意投資去做比較好的產品，然后再跟其他劇場合作、聯盟，我們這里演完了再去它那里演，這樣就會變得比較正面。」在王孟超的設想中，未來台北藝術中心會有很多的festivel，「台北藝術節、兒童藝術節、藝穗節，還會再繼續發展，跟舞蹈有關的，跨界科技的，甚至馬戲」。去年的PNMF是首屆，有30餘位來自亞洲各地的制作人參加，今年有50多人，除香港外，還包括內地、台灣、澳門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澳洲、英國和比利時。為什麼西九每年要投資辦這樣的一個「制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背后隱藏著怎樣的雄心和策略?
不做被動的包租公
「西九龍要做的好，不能夠只是做一個被動的演出場地『包租公』」在茹國烈位於西九的辦公室，他取下牆上的「藍圖」，攤在桌上，向記者條分縷析地講起圓圈與圓圈之間的內在邏輯。在茹國烈看來，最近10年乃至未來10年的亞洲各地，已經爆炸式地出現了很多表演藝術場地，「不但是香港，鄰近的深圳也有很多新場地，廣州、上海都是。台灣不但是台北，現在台中、高雄、台南都有新場地出來。北京我聽說已經有100個活躍的場地，未來還會再加倍。內地一線城市之外，二、三線城市的新場地更在紛紛出現，越來越多有趣的發現，比如成都、重慶，特別是天津，在這樣一個全新的世界，香港該如何自處、如何發展?」他認為，地處南中國這一重要市場板塊的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可以跨越地域跟上海、跟台灣有一個特別的連接，「在一個多重身份的網絡里扮演一個特別的角色。」以兩年后即將啟用的西九龍文化區為例，它固然要服務於香港，但只有將之「放在一個大的網絡之中，才能在這個新的環境里競爭生存」。換言之，要服務得好，「就不能忘記跟本區域之外的制作人、藝術家、場地建立起一個好的戰略性關系，這正是PNMF的重要性」。茹國烈指著藍圖上最大的4個圓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場地。場地的性格、場地的定位是怎麼樣的，包括節目的政策。場地里面有多少個節目是邀請過來的，有多少個是出租的?邀請什麼節目、出租給誰?一般的觀眾、一般的藝術家首先接觸的都是場地。但是要搞好這一塊，必須做好那3塊，即新的創作;網絡建設、文化交流、建立起與跟區外的密切關系;最后是教育即觀眾的培養，也就是說必須處理好場地跟新的作品即跟藝術家的關系，跟世界的關系，跟未來的關系」。他進一步解釋道，「創作很重要。這個場地能不能醞釀一些新的作品出來?有沒有一些資金、機制、方法可以推出新的作品?培養新作品是需要投資的，可能失敗，一旦作品成功之后，有沒有方法讓它在這個場地有更多的演出機會，能否在這里演20場、30場，幫助她去另外一個城市巡演?這就到了第二個環節，就是文化交流。」在茹國烈看來，未來20年，場地與場地之間的合作可以是「一起做一些演出出來，或者是人才交流，或者是一起巡演。」最后則是觀眾培訓，「這些就是我們的戰略藍圖。」
西九軟件建設的秘方
在這張藍圖中，PNMF正是文化交流環節最重要的一個項目。「要想做一個成功的場地，文化交流肯定不可少。在一個大的競爭環境里，如果沒有一張網絡，沒有一些夥伴跟我們合作的話，會吃虧的。」茹國烈強調：「我們會繼續發展PNMF，利用這個會議強化、擴大我們跟區內外不同夥伴的關系，使得我們在人才、巡演、資金和創意合作方面，有一個園地、一個機制，一個平台能得到我們希望有的交流機會。」至於這張網絡是否集中在華語世界，茹國烈搖搖頭：「那樣子我覺得也是太窄了。我會說亞洲是我的最大重點，毫無疑問華語世界在亞洲扮演著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是火車頭，這塊也是我們最用力做的，未來西九龍如果能在華語地區做得越好，它在全世界的話語權也就越大。但同時我仍希望連接亞洲地區跟我們抱持同一個想法的藝術家和機構，然后在世界上爭取更大的影響力。」在PNMF中，制作人的概念其實類似於視覺藝術中的策展人。「以前制作人的概念是比較被動、比較被聘用的身份，在這個年代我們需要一個新品種的制作人，這些制作人跟藝術家同時醞釀不同節目，當創作的概念還在初始階段，制作人就已經介入了，而不是等到后期，整個劇本、整個idea已經定了，才想辦法把它實現出來。」茹國烈坦言希望用這個概念，「以西九龍為平台，每一年邀請區內不同的、好的、有趣的制作人聚在一起幾天，做工作坊、討論、分享各自在不同工作中的經驗珥珥我想會有很大的生命力。」這或許就是文化交流與貿易的最大區別。茹國烈說，「文化交流不一定賺錢，甚至大部分不賺錢，比如一場現代舞的巡演很多時候不是賺錢的活動，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動用這麼多資源，離開這個地方然后去別的地方演出?就是為了接觸觀眾這麼簡單，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動機就是為藝術找到新的、好的知音人!」而這中間的奧秘在於，「文化界的交流如果只是因為業務上的來往是比較簡單、表面的，畢竟大家從事這份工作是出於真正的興趣和愛，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彼此有共同的品位、共同的想法，將來的合作會比較容易，水到渠成一些。」兩屆PNMF的實際效果也驗證了茹國烈的設想，「很多時候會議開到第三天，大家都已經變得比較positive，向前看，不再是羨慕、抱怨，而是覺得我們真的應該投資，給藝術家一些失敗的機會，然后探討能否共同打造一些平台出來，讓大家都得益。」茹國烈自問，能不能夠讓亞洲地區這些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好想法、不同的制作人，利用到這個發源於西九龍的平台，作為他們創作的中間的一步，「如果能做成，西九文化區就能在區內扮演一個獨一無二的角色，然后我們做的場地就能成為重要的場地。」
香港文化水平不止於此
談到PNMF的下一步，茹國烈透露，除了把它慢慢擴大之外，希望產生一個催生好作品的機制，推出一些比如融資、共同創作的平台，讓一些作品能夠從這里出來。「每次只是談也不夠，我們希望參考一些其他的平台，每一次會有一些具體項目出來。比如劇場營運這一塊，西九戲曲中心兩年之后就開幕了，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安排、設計開幕節目，我們會按照自己的藝術方向，邀請不同團體演出，或者委約他們共同創作。7月份我們會與上海戲曲藝術中心有一個簽約儀式，8月份會有一個香港的交流團去觀摩上海戲曲中心的小劇場戲曲節，我們也在安排一個新的香港小劇場戲曲作品在上海呈現。」西九文化區的藍圖對內地的場地運營有何啟發?茹國烈認為，內地很多城市是先建場地，不知道觀眾從哪里來、內容從哪里來，不知道定位是什麼，建好場地后才來想應該搞音樂劇還是歌劇。「市場機制建立不起來」，「西九龍就是希望用這個方法，把香港總體的文化水平提高上去。過去的10幾年我們討論太多，老是在談西九龍是為游客為經濟還是……現在這個藍圖希望香港的文化水平不止於此。過去提到香港好像完全是一座經濟城市，香港的文化水平能夠跟世界一流的城市來比嗎?我覺得還不夠。為什麼香港政府在這樣的黃金寶地，把200多億的錢放進里面，就是希望提高香港整體的文化水平。未來亞洲的城市競爭中，其實大家都是在拼文化。問題在於用什麼方法打造一個有文化的城市出來，對我來說這就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