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正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集體化農業在30年前就已經結束了，但是農村土地仍然屬于集體所有。

 

　　 英國《金融時報》 韓碧如 報道

 

　　在共產主義中國的朝圣地中，小崗村是與眾不同的。小崗村村民曾違背中共政策、廢除了造成災難性后果的集體化農業——毛澤東時期實行的這種農業制度在全國導致了逾3000萬人死于饑餓。這個小小的地方是人們緬懷這些村民事跡的圣地。

 

　　將近40年后，這個小村莊作為中國未來各種農業發展模式的培養皿，再次走到聚光燈下。

 

　　小崗村曾經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方之一，如今在果園和麥田之間矗立起了一座水泥大門，上面寫著“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一條筆直、平坦的道路直通村里。在展示土地集體所有制危險的紀念館外，旅行團游客在巨大的中共黨旗下合影留念。

 

　　今年春天習近平考察小崗村時，他的講話頗為說明問題。他支持農村土地流轉創建現代化農場，但也維護土地集體所有制——這是毛澤東時代的遺產。這一明顯的矛盾揭示出了中國土地政策的核心問題。

 

　　如今，中國農村正站在十字路口。集體耕種在30年前就已經結束了，但是土地仍然歸國家所有。約有7億中國人放棄了種地為生而進入城市，留下年邁父母繼續在數百萬塊散地碎田上耕種——通常依靠純體力勞動。

 

　　中國需要更少數量但更年輕的農民、更少數量但更大規模的農場，來供養這個現代化經濟體的13億人口，同時也需要為數以千萬計的農村老齡人口提供支持。小崗村提供了多種截然不同的實現這些目標的模式。“二三十年后，誰還會去種地？”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鄭風田教授稱，“再過十年，就沒人種地了。”

 

　　在中共以及一些年齡較大的農民工看來，倘若在城市里的工作干不下去了，農民工還有土地作為依靠。但是這種想法已經過時了。資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征收土地后再轉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工廠主、甚至農業企業，而農民對此毫無防備。在中國快速完成工業革命后，多達1.2億農民工已無地可回。35歲以下的農民工多數沒種過地。

 

　　“如果沒了土地，一個老農民的心就沒著沒落的。但我的兒子卻完全不同。他甚至不知道什么莊稼該種到哪里，”一位曾經的農民表示。

 

　　盡管中共贊許小崗村村民分田到戶的舉動，但是政府拒絕將農村土地所有權合法化。農民不能隨意買賣土地。一些人認為，之所以實施這些限制，是因為如果農民可以買賣土地，會有太多農民出售土地，可能導致數百萬失去土地的農民涌入城市。

 

　　“這并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鄭風田稱，“中共上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內戰期間（1927-1949年），大量土地被出售，失去土地的農民無所依靠。”

 

　　埋下改革的種子

 

　　小崗村過去的傳說在一絲燦爛的微笑中緩緩揭開：嚴金昌，自豪的旅游餐廳老板，他是1978年冒著坐牢甚至更糟懲罰的風險，秘密分配集體土地、實行包產到戶的18名小崗村村民之一。

 

　　嚴金昌如今已經73歲，他30多年來不斷地向前來考察的高官政要講述著自己的故事。當毛澤東決定建立人民公社強制農民集體生產、發動快速工業化從而造成全國饑荒時，嚴金昌才十幾歲。饑荒時期，小崗村170個村民死了三分之一。在上世紀60年代一小段政治放松期，嚴金昌“吃過自己種的糧食”，但是不久后發生了文化大革命。

 

　　1978年，干旱導致莊稼顆粒無收。嚴金昌有5個孩子，但沒有食物果腹。絕望的村民簽訂了一份秘密契約，私自分配了土地。他們發誓，如果有人為此入獄或喪生，其他人會撫養他們的孩子。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自救，”嚴金昌回憶稱，“哪有農民不會種地？所以我們知道這是政治問題。”

 

　　他們很快就被揭發了，公社領導試圖通過切斷種子供應而餓死這些“造反派”。但是隨著改革派在全國范圍占得上風，縣委書記便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中國經濟改革設計師鄧小平最終為小崗村試驗背書，允許數百萬農民包產到戶。在蓬勃發展的城市中出現了大量的工廠和建筑工作，吸引年輕人離開了村子，同時嚴金昌的土地（與其他許多農民的土地一起）消失在形形色色的項目中。

 

　　2014年，小崗村村民差點就啟動了中國土地所有權的第二次革命，當時他們決定重建上世紀50年代被共產黨毀掉的土地廟。原土地廟所在的幾平方米土地是在一位農民的土地上，因此他們試圖從他手里買下來。這本將是67年來首起直接的農村土地購買案例。然而，有人向上面匯報了該計劃，這些村民遭到了罰款。

 

　　嚴金昌揮著手大笑著說：“這表明買賣土地（仍是）不被允許的。我們將勞動力從集體耕種中解放出來。但土地的地位沒有改變。沒有辦法。”

 

　　商業頭腦

 

　　許多小崗村人到沿海工廠打工，楊玉兵就是其中之一。6年后，他“厭倦了打工”，回到了家鄉。他展現了中國未來土地整合的一種模式。

 

　　除了屬于大型國有農場的大片經過開墾的“荒地”以外，農村土地在法律上由村集體所有，實行家庭承包。他們擁有30年使用權，平均擁有6-10畝土地（1-1.5英畝），通常分割為5個或以上的獨立地塊。

 

　　楊玉兵與多個鄰居簽署協議，購買了后者的土地經營權，種植了28英畝谷物——中國政府在2008年允許土地經營權流轉。安徽省近半農地通過這種方式“租了出去”，但楊玉兵表示，要實現機械化耕種就需要有更大規模的農田。他說：“未來，土地有必要整合到少數人手里。”

 

　　支持土地所有權的改革人士認為，隨著他們的鄰居日益年邁而無法勞作，像楊玉兵這樣的農民將會逐漸擴大規模。中國科學院(CAS)的農村問題專家黃季焜估計，在全國范圍內，5%的農民耕種著20%的土地。

 

　　但存在一個問題。楊玉兵相信，種植33英畝以上土地就得雇傭工人和租用設備，但他對土地的控制很弱。他的鄰居可能會向其他人出租經營權，或者土地在30年經營權到期時被重新分割。

 

　　經營權流轉每年只需要花費大約92美元/英畝，因此與買地相比，這種機制允許楊玉兵和他的鄰居們用更少的資本整合更多的土地。

 

　　這很不錯，因為他們沒有很多資本。原則上農民可以向農村合作社貸款。最近的改革允許銀行以累積的土地權利作抵押放貸。但在實踐中，農業企業規模小，而且缺乏正規經營經驗，這讓銀行往往不愿發放貸款。

 

　　訾慶順是中國新一代農民中的一員：資本企業家。他在中國創建大型農場的想法被心急的官員所青睞。

 

　　訾慶順在2012年來到小崗村。這位前房地產開發商以每英畝727美元的價格（幾乎是其老家山東省土地價格的一半）承包了周邊地區167英畝的集體土地，并與政府談判，獲得了相當于逾一半租金的補貼。他的公司圣田(Shunten)控制著3個省的2000英畝土地，并希望擴大到1.66萬英畝，這在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的果樹栽培行業中將是前所未有的規模。

 

　　他投資2億元人民幣（合3000萬美元）在小崗村附近建設溫棚、栽種桃樹以及建造溫控室以種植水培藍莓幼苗。他雇傭了大約20名全職工人，并在農忙季節以每天60元人民幣的工資雇傭當地人。此外，他還在一個薰衣草莊園里擺放了一個假風車和一架利伯雷斯風格的白色鋼琴。

 

　　訾慶順表示：“農民需要被慢慢地趕出來，成為勞動力的來源，”解釋了像他這樣的商人為何要推動中國農業現代化。他傾向于雇傭那些“流動收割隊”的農村勞力，而不是將土地租給他的當地老人。那些“流動收割隊”隊員每天的工錢更高一些，但往往技術更為熟練。

 

　　他說：“中國農業發展剛起步。它需要由企業而非政府推動。就規模和規劃而言，美國的昨天或者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社會主義農村

 

　　資本企業家利用集體土地開辦農場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既滿足了國家建設更大農場的目標，也為身體虛弱無法耕種的年長村民提供了雖少但穩定的收入。

 

　　出租土地的收入、較為輕松的工作，以及“那塊地依然是我們的”這種想法贏得了圣田的雇員張立昌的支持，他極為傳統的父母高興地簽字同意把他們的土地出租給訾慶順的藍莓農場使用。“這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他回憶，“如果是要失去土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不可想象的。”

 

　　現在，像訾慶順這樣的企業家可以直接和村集體就更大片的土地協商達成多年合約，以實現規模效應。但從更長期來看，他們受到無法獲得直接土地所有權、負有持續支付數千塊小塊土地的租金的義務等限制。訾慶順說，他的桃樹林是50年投資，遠遠超過他承包的30年土地使用權的期限。“這讓我感到焦慮，”他說。

 

　　他并不是個例。建筑外觀粉刷得明晃晃的懷遠縣羅新莊村距離小崗村僅100公里。羅新莊村的情況表明，從村民那里承包土地的趨勢也可能出現問題。

 

　　就像在小崗村一樣，政府將農民的集體土地使用權承包給一個想要種植羽衣甘藍以供出口的懷遠縣商人。他承諾在頭三年中，每年為每英畝土地支付909美元的土地承包費，并以每天60元人民幣的工資雇傭人在田地里工作——這和村民們自己種地的收入差不多。

 

　　第一年，村民們驚訝地發現了多棟三層的水泥宿舍樓拔地而起，以供來自中國最貧困省份貴州的農民居住。村民們口中的“蠻子”終日在太陽照曬的田地上辛苦勞作。村里年紀大的婦女都可憐他們，即使村民自己的收入縮水了。

 

　　第二年，土地承包費交的很遲，有傳言稱這名企業家不得不借錢。到了第三年，那些貴州農民只得到了承諾，工錢在他們春節后返回的時候才能付給他們。但資金完全枯竭了，那些“蠻子”逃回了家鄉。

 

　　當英國《金融時報》記者6月走訪羅新莊村的時候，那些黃色的宿舍樓已經空了。羽衣甘藍在無人照管的土地上結出了種子。土地承包費還沒有繳納，沒有子女在城里打工的村民動用積蓄來購買糧食。

 

　　“我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拿回我們的土地，”一名手上有老繭的老農說，“這是大問題。”

 

　　Luna Lin補充報道

 

　　延伸閱讀：農村合作社

 

　　中國農村充滿了在不違反共產黨對土地所有權的禁忌的情況下將土地整合為更大規模農場的想法。過去幾年中受到青睞的舉措之一是創辦“農村合作社”。

 

　　中國約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從屬于至少一個農村合作社，自2007年合法化以來，中國現有140萬個注冊的農村合作社。其中許多在中國12萬個較大的農業企業和試圖采購種子、肥料、疫苗或者其他農業物資的農民之間起到了橋梁的作用，人民大學中國合作社研究院院長孔祥智說。其他合作社則在農產品和牲畜的營銷方面幫助農民。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春天參觀了東北的一個合作社，這對全國各地的合作社起到了鼓舞作用。東北的農場規模通常比中國其他地方要大。習近平贊揚合作社有助于農業現代化。

 

　　“這是必要的演變過程，”人民大學的農業政策專家鄭風田說。然而，他說，許多合作社規模太小，無法發揮真正的市場力量。孔祥智估計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合作社運作良好。

 

　　在某些情況下，合作社也能夠集資。這也正是會出問題的地方，因為這些集資通常綜合了幾種特征：基本沒有抵押、與當地官員聯系緊密、極為缺乏監管。銀監機構2014年對非法集資出具的報告表明，涉及農村合作社的非法集資案件上升了117%。

 

　　河北省的三地合作社就是一例。創始人聲稱招募了13.5萬農民種植富硒小麥，以打折的小麥和其他干貨產品作為回報吸引當地人投資。當地農民以及附近城市的投資者們在這個涉嫌傳銷的騙局中損失慘重。

 

　　Luna Lin和Anna Hsieh補充報道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