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年以來，一部曆史劇時隔十年的複播成為了火爆一時的話題。
它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大明王朝1566》，在豆瓣上評分高達9.5，是觀眾心目中的國產劇巔峰之作。
《大明王朝1566》的複播以及幾乎同時播出的另一部曆史大劇《大秦帝國之崛起》的播出，似乎讓受夠了流量鮮肉和摳像小花荼毒的觀眾感受到了一股清流，甚至紛紛表示願意用手機流量來刷它。人們說：“等了那么久，終於可以再看到這部劇”、“我們懷念那些制作精良的正劇”、“曆史劇中的良心”，反正一時之間，厚重的曆史劇又成為了一個廣受關注的焦點。
但是同學們呐，你們是多么善忘，曆史劇熱也不是這一天兩天了，事實上早在十年以前《大明王朝1566》播出的時候，這個話題就已經被熱議了一遍。如今電視劇複播，觀眾的熱情一點不減，而回頭看看十年前我們的記者對該劇編劇劉和平的專訪，談及這部電視劇的幕後故事以及曆史劇熱播的種種因由，竟也一點都不過時。
他說：
“每一代中國人都在尋找自己心中的中國曆史，來完成自己的宗教皈依。”
“我知道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這部劇是不是反貪、反腐，是不是主要揭露封建專制體制下的腐敗問題，確實這些話題也是我要說的。”
“我們面對那些平時不看史書不懂曆史的人，就更應該傳達一種正確的曆史觀和曆史精神，那些人屬於無意識階層，對他們更要負責。”
幕後
▶ 為了嚴格把控制劇本在50集之內，他寫到三十多集的時候，生生把一場轟轟烈烈的“倒嚴(嚴嵩父子)”戲一帶而過了，讓觀眾在觀看的時候感覺不過癮。他說，這段戲原本寫個十多集沒有問題，但身為總制片人，為了嚴格把控制作大關，在編劇的時候他用“六必居”的細節，取巧把這一大段戲帶過。為此他想向觀眾真誠道歉。
▶ 在最初決定搞《大明王朝》這部戲的時候，原本決定50集的內容將一直寫到海瑞死的那一年，即萬曆十五年(1587年)。
編劇劉和平
在劉和平的辦公室裏，醒目地設著一個香案，牆上供著的，是海瑞和嘉靖皇帝的畫像。畫像的下方，貼著的是海瑞著名的“天下第一疏”——《治安疏》，以及萬曆皇帝頒布的海瑞祭文、北京和南京兩班官場同僚分別寫的祭文。劉和平說，他每天都會點香上供，到現在燒完的香無數。
這樣的行為很容易讓人產生迷信的聯想。劉和平卻十分坦然地說：“人活到這個年紀，大概多了一點宗教情懷，所謂的宗教情懷帶來的，一是感恩之心，二就是敬畏心。做人做事帶著這兩個心，敗也敗不到哪兒去。”
1997年，由劉和平編劇的《雍正王朝》轟動一時，盡管這並不是近十幾年來第一部表現帝王政治的曆史劇，但卻被認為是後來轟轟烈烈、熱鬧至今的“帝王戲”熱的發軔。2007年，由劉和平編劇並任總制片人的《大明王朝1566》再度登場，並再度獲得較高的關注和認同。從清宮戲到秦宮戲，從唐宮戲到明宮戲，無論正說還是戲說，這股熱潮不僅席卷了電視劇界，風靡圖書界，連電影界最具權威的導演們，也紛紛借著帝王家來表達他們對藝術對人性的奇特價值觀。有關這些宮廷帝王戲影射了什么現實、以及其中是否宣揚了帝王崇拜、權謀文化等混亂曆史觀的討論和批評，也一直成為引人矚目的文化話題。
《雍正王朝》
《大明王朝1566》播出時，劉和平和導演張黎被問得最多的，就是這部曆史劇的主題是什么，要反思的是什么?因為，作為一個很有文人情懷的編劇和中國影視界最具知識分子憂患意識的導演，他們的表達被猜測是否具有啟蒙社會的精英色彩，因此是很多人所關心的。
劉和平說，這部戲有很多主題，也許不是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清楚的。作為創作者肯定有自己的文化責任感和要表達的話語，但是他不想輕言批判，更願意談建設，因為批評容易，建設更難。劇中他要表的曆史觀就是：光明與黑暗並存。
這句話也許一下子讓人不是很明白，但是細想想，光明與黑暗相生，相互依存，這大概就是作者對中國封建舊制度本質的理解。
實際上，他希望把自己退到一個謙虛的位置上去，更不願給自己批上精英的外衣。他一再跟我提到李叔同的名言：
“自責之外無勝人之術，自強之外無上人之術”
劉和平說，更希望我的采訪能以此為主題。
《大明王朝1566》劇照
對談劉和平：曆史劇傳達的是什么
記者：當年您所寫的一部《雍正王朝》曾引起曆史劇拍攝的熱潮，如今在您的新作《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播出的前後，《貞觀之治》、《臥薪嘗膽》、《貞觀長歌》幾部大制作曆史正劇也集中播出，這樣的景象令人好奇，中國實力最強的影視創作者們，為什么在這個時期紛紛對反映治國經略、權謀鬥爭的曆史劇產生濃厚創作的興趣?
劉和平：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出現，都一定是社會思潮在推動。這幾年我國正處於一個偉大的曆史轉折時期——從前幾年中央免除所有農業費稅那一刻起，就已經標志著中國從傳統農業文明轉向商業文明，農業不再成為養活中國的經濟命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們與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告別，會帶來一系列人們精神上在所難逃的困惑和陣痛。每個人心裏都空落落的，一種思潮因此產生，即大家有意識和無意識地都在呼喚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回歸，《百家講壇》那么受歡迎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同時有這么多的人以自己的方式進入這個思潮，那我們這些人，就是運用手中的專業加入到這個思潮裏來。《臥薪嘗膽》是勵志的主題，而《貞觀長歌》則與民族的崛起、尋找民族自豪感有關。
記者：有一種說法，曆史就像是中國人的宗教，每當現實需要，總會從曆史中尋找行為依據和思想指導，拿曆史說當下事。如今曆史劇創作的風潮有這種意味嗎?
劉和平：說曆史是中國人的宗教有一定道理。每一代中國人都在尋找自己心中的中國曆史，來完成自己的宗教皈依。正因為如此，才會出現文學和藝術眼中的中國曆史。但同時也因為如此，曆史在每個人心目中都是非常神奇的，確實就容不得我們這些影視從業者所表現出的曆史是他們不能接受的曆史。站在我們的角度，要理解受眾的要求，不能受眾提出質疑和批評就受不了。要達到大家心目中曆史裏的高度，不是一部兩部作品能完成的，這條路很長，我們能做一分是一分。
既然我們創作的是曆史正劇，就要有承受質疑與批評的准備。首先很多批評和質疑來自平時不大看電視劇的知識界，你畢竟讓那些平時不看電視的人都來看了。而尤其我們面對那些平時不看史書不懂曆史的人，就更應該傳達一種正確的曆史觀和曆史精神，那些人屬於無意識階層，對他們更要負責。
記者：實際上我們現在來討論當下曆史劇的熱潮，有關某些情節是否符合史實的爭論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中所表現的曆史觀和曆史精神。作為一個創作者，您怎么能保證自己所要傳達和表現的東西是正確的，是好的呢?
劉和平：不能說我表達的就是好的是對的。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說，我可以用一個公式來說明：作品=作者+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些年有了這個思潮，我也進入到其中，而且我可能是當中更強烈地感受到這個思潮的人之一，並且我又是做這個工作的，我用作品的形式把這個思潮表現出來，所有在這個思潮當中的人就會跟我有共鳴。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更好地從文學藝術的層面上要求它更高、更准確、更藝術化。這時候尤其要注意的是，任何一個人，你的專業水平再高和能力再大，你也只是這思潮中的一個人，不要把自己獨立在外。我們這些人裏面，沒有先知先覺，沒有引領潮流，潮流已經來了。
記者：“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既然您說到曆史劇的創作表現的是一種當代思潮，您的《大明王朝》表現的是什么呢?
劉和平：就是當代大家都在呼喚的，中國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結晶成的偉大曆史精神。今天缺這個曆史精神，大家呼喚它，提升到理性思考的層面，就形成思潮。我們寫的人、拍的人、演的人都進入了這個思潮，那么(表現的)曆史肯定就是當代史了。我們本來就是當代人，又不是明朝人，這就像曆史學家湯因比說的：“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釋曆史。”說白了，一切曆史都因今天而存在。因為這樣，我們這些從業者就更加認真而認真，努力而努力，當作品達到一定的審美層面和藝術高度的時候，大家就不會說你影射啊、以古諷今啊包括說你紮堆、趕風頭了。因為作品已經被認為是具有獨立品格的好作品了，不因今天而存在。當然至於說我本人或我們這個團隊所創作的作品是不是達到了這個高度，我不敢說，但這是我們的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談何容易?
記者：您表現明代那一段曆史，於今天的意義何在呢?
劉和平：我們的祖先們在那么一種困境人生中、那樣一種生存狀態下，怎么樣做事、做人、做官。曾經有媒體問我對中國的封建曆史怎么看，我就說：“光明與黑暗並行。”光明與黑暗是相生的，你不能為了光明而把黑暗去掉。其實你們最想問的就是這個劇的主題思想是什么，但要是一部劇一句話能把主題思想說出來的話，它的重播率就沒有了。這部劇中有很多的主題，我知道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這部劇是不是反貪、反腐，是不是主要揭露封建專制體制下的腐敗問題，確實這些話題也是我要說的。
記者：今天很多曆史劇的盛行，的確跟時代的風潮、社會的某些文化心理有關，但這些風潮和暗藏的文化心理未必都是積極的，通過很多曆史劇我們也能看到其中表現出對帝王權威的崇拜、以及對權謀文化的推崇等等，其中的曆史觀、價值觀是相當混亂的，這對觀眾帶來的誤導很大，作為曆史劇的創作者，難道不應該有責任傳遞積極進步的曆史觀嗎?
劉和平：恰好在這部作品裏，我是很清楚的，中華民族偉大的曆史精神我不遺餘力地肯定它、弘揚它，大家都應該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價值取向。但是那個時候的封建體制，我是不遺餘力地揭示它，最後把根子挖到皇帝本身。但是如果我只是做到這一層，這又不對了，我盡量寫合理性，合理性怎么表現?這個體制的核心人物嘉靖，即是既得利益最大的獲得者，也是這個制度的受害者。我通過形象已經把他表現出來了，他自己最後變成一個囚徒，什么叫“孤家寡人”?“孤家寡人”的日子不好過，他這個“孤家寡人”從內容到形式最後達到了一個極致。
批判的對象是誰?我們也找不到，當我試圖要做文化的海瑞的時候，做堂吉訶德的時候，我拿起這把槍，找不到對象。我相信我的同行們很多都有同感。
記者：你寫的《雍正王朝》掀起了“帝王戲”拍攝的一個高潮，當時有人批評這部作品是在以前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待帝王和曆史，因為劇中對皇帝的權威予以了極高的肯定，到今天這部《大明王朝1566》，有聲音認為您的進步在於是站在現代人的視角來看待曆史，您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劉和平：我要反過來說，我是以更前代人的觀點來看待問題了。孔子說的“恕道”，我更願意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曆史，所以才有了“光明與黑暗並存”的曆史觀，封建體制就是黑暗，但是是合理產生的黑暗，把黑暗驅除了，光明也就不存在了，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太陽那會是什么樣?存在就是合理，因為存在是因為需求而產生的，我又進了一步，就是在這裏。
搞文學藝術的人，沒有自己的個性形成不了自己的風格，沒有自己的風格形成不了自己的作品。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價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但共性就在於每個人都應該追求真理。我覺得我的進步就是更追求真理了，尤其是在寫這部作品的時候，我又悟出來一些東西，就受到道家思想裏有無相生觀點的影響。
關於《大明王朝1566》的反省
《大明王朝1566》口碑爆棚，劉和平卻說，他最想談的是自己的反省。
首先，他覺得自己身兼總制片人與編劇的雙重身份，幹擾了作品創作過程中的純粹性。
作為制片人，必須考慮該劇的運作成本是否能控制在可能承擔的風險之內，因此他在寫劇本的過程中，無時不受到這種因素的制約，無疑影響了創作的思路和結構。
這樣的後果體現為，為了嚴格把控制劇本在50集之內，他寫到三十多集的時候，生生把一場轟轟烈烈的“倒嚴(嚴嵩父子)”戲一帶而過了，讓觀眾在觀看的時候感覺不過癮。他說，這段戲原本寫個十多集沒有問題，但身為總制片人，為了嚴格把控制作大關，在編劇的時候他用“六必居”的細節，取巧把這一大段戲帶過。為此他想向觀眾真誠道歉。
他的劇本寫得密不透風，不夠舒展，不給觀眾以喘息的機會，也給導演張黎等人的二度創作帶來了較大的麻煩。從劇本到電視劇的視聽呈現，中間是需要轉換的，文字上能夠精煉表達的東西，也許視聽語言要花很大的力氣才能表達明白。劉和平說，自己很清楚自己劇本的結構給張黎導演等人出了多大的難題，張黎導演就說自己要付出比平時多5倍的精力來對付這部作品。為此，劉和平由衷感謝導演、演員等人所具備的高度專業素質和他們付出的巨大心力，將這部作品呈現到目前這么好的一個程度。
再有，他認為通過此劇自己一個最真誠的反省就是：面對電視觀眾的時候，要有藝術責任感，最好不要有精英意識。好多地方作者多寫幾句話、多給幾個鏡頭交待，觀眾就能看明白了。而他在創作中太過追求文學性、藝術性、獨特性，忽略了電視劇觀眾的特點，劇情的設置過於緊密，很多地方的結構上太文學化、電影化，總認為觀眾看到後來自然會明白，給觀眾帶來觀看的疲勞和難度。
例如：比如第二集中杭州知府馬寧遠執行“改稻為桑”兼並土地的國策，一上來就是“斷水、踏苗毀田”的情節，很多觀眾看得一頭霧水，其實應該之前交待一下馬寧遠接受這個任務的情節，表現一下他本人的大驚失色和不可接受，這個時候觀眾就會很明白他們下面要幹什么了，也就能理解人物後來的狀態和台詞。劉和平說，這樣的地方很多，造成了觀眾的接受障礙，這是他以後的創作中將盡力避免的。
不為人知的幕後
原來還有傳說中的《大明王朝1587》
在最初決定搞《大明王朝》這部戲的時候，原本決定50集的內容將一直寫到海瑞死的那一年，即萬曆十五年(1587年)。所以該劇原來並不用“1566”為名。
但是當劉和平進入創作狀態的時候，發現寫到嘉靖皇帝死就已經快50集了，如果接著寫下去，到萬曆十五年，那么就會寫到100集。於是他緊急和投資人、出品人一起開董事會，並征求了張黎導演的意見，將原定計劃改為結束在嘉靖皇帝死，正好劇情發展到這裏是一個階段，也可獨立成篇。於是出現了今天的《大明王朝1566》。
他說，如果早知道自己的這個創作狀態，先定為寫到1566 的話，整個劇會寫得更舒展。
當然，出於種種不可知的因素，1587並沒有來，或許對於這部劇的粉絲而言，能再看到1566，已經很知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