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 朱民
我想在今天的發言中，講一講世界經濟現狀的低迷、結構的變化和正在面臨的拐點，并預測一下世界經濟未來的10年。
首先看現狀的低迷。
2008金融危機后全球GDP增長持續下滑，到2010年出現了一個反彈，但此后一直下滑。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用PPP（購買力平價法）衡量是3.1%，是個很低的水平。2017年可能會略有上升，但整體還是下行的。通貨膨脹率相對很低，PPI（生產者物價指數）下跌很厲害。有四十多個國家PPI低于0，四十多個國家PPI低于1%，四十多個國家低于2%。這就是說有超過130個國家PPI低于一般的通貨膨脹目標水平，全球處于通貨緊縮狀態。與此同時，受到各國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全球真實利率持續下降。低油價、低進口，但這不是危機，這是均衡的狀態。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情況？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沖擊非常大。2007年時我們對全球經濟做了預測，認為經濟增長會略有下降，但整體仍會往前走。但目前的情況低于當時的預測軌跡相當大的幅度。
我們對未來GDP的潛在增長速度的預測，基于資本的潛在增長率、勞動力的潛在增長率、勞動生產率的潛在增長率。從這三個方面看，危機后，資本投資下跌很厲害，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增長速度下跌很厲害，勞動生產率雖然被賦予很高的權重和希望值，但也在下跌。未來5年，全球潛在的勞動生產率還是在低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08年的危機，動態上把經濟增長的速度降下來了。這是一個很大的結構性變化。這是今天我們看到的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世界經濟面臨的結構性變局。
過去10年間，世界經濟已經出現一些趨勢。首先是全球人口結構重大變化，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全球人口仍在不斷增長，今年是74億人口，到2100年時將達到110億。但是人口結構在發生很大的調整，只有南部非洲的勞動力還在持續增長，世界其它地區勞動人口增長速度在2008年達到巔峰后逐漸下降，2025年到2030年將下降到0。南部非洲地區的勞動力持續上升，要到2050年至2060年才達到頂峰，之后逐漸下降，而那時全球其他地區的人口增長為負。這個結構變化，意味著全球GDP增長將從人均高的地方移到低的地方，意味著整個需求結構的變化、整個勞動生產力結構的變化。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二是人口老齡化，我們以美國為例，因為美國在全球老齡化趨勢中，處于中間的位置，并不像日本那么嚴重，也不像印度或者南亞國家一樣不存在問題。以美國的老年人口負擔率，即65歲以上人口占15到65歲勞動人口的比重來看，2015年這個比例是22%左右，2025年可以達到32%左右。10年間增加10個百分點，這是巨大的人口變化，將改變社會的結構、改變勞動力的供應結構。到2050年時，美國勞動力人口還是凈增長的，但是勞動人口結構卻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全球的老齡化，特別是就業年紀人口的增長速度下降，這兩者疊加，將在根本上改變未來50年全球經濟金融的基本格局。
第二個大趨勢，是全球經濟繼續“輕化”。2008金融危機時，美國人認為他們的服務業占經濟比重太高，制造業太低，奧巴馬說要把制造業帶回美國。8年過去了，美國服務業的比重從78.4%，降到78%左右，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歐洲服務業的比重也在繼續上升，整個發達國家經濟繼續“輕化”。新興經濟體中服務業的比重也在上升。于是全世界出現服務業比重上升，制造業比重下降，輕資產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少的投資者愿意持有重資產。
世界變輕的同時，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收入對貿易品的需求彈性在下降。這是非常難解釋的事情，但很有意思。這個彈性是說，你每增加1塊錢的收入，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多少，如果收入需求彈性不變，就應該處在一條45度的斜線上。但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45度線的下方。過去10年間，人的需求偏好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再像全球化進程那么迅猛的時候需求那么多的物理進口產品了，而是轉而消費更多國內的服務業產品。在美國，千禧一代不愿意買車、不愿意買房，對物質需求下降，對服務業，像旅游、飯店等需求在上升。在中國，當人均GDP增長到1萬美元左右時，消費也在發生結構性變化，服務業不再走向物質產品。經濟學中，沒有任何一種變化比偏好的變化更重要。全世界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雖然在不同的平面上，但同時在消費偏好上趨向服務業，這對未來的制造業、未來的資產偏好、未來的貿易結構、資本的流動，又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第三個大趨勢是，投資長期低迷。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投資大幅下跌，跌掉了25%的GDP百分點的投資。美國的投資每年大概下跌2.5到3個百分點。投資下跌，使得增長只能由消費推動。當整個經濟輕化，投資當然會減少。這幾個事情連在一起，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
在這個情況下，加上我們處于第三次產業革命到第四次產業革命過渡期間，勞動生產率普遍下降。這還是個謎——大家都說我們每天都在發生技術創新，這是統計錯誤。統計或許確實有錯誤，但是統計錯誤不足以證明在美國這樣的國家，科技如此迅速發展，勞動生產率為何還從1.3%、1.5%，降到0.3%、0.4%左右，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證明這一點。
新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點在哪里？如果勞動生產率停止增長，人口又持續老齡化，我們用什么財富支持未來老齡社會中人的需求？我們用什么來改變收入分配的不均現象？所以，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對所有人來說是一個最大的迷思，也是巨大的經濟、政策、社會挑戰。在未來的10年，尋找勞動生產率新的增長點，將是第一等要事。
最后，我談談世界經濟政策和政治拐點。
世界經濟出現了一系列拐點，會不斷影響未來經濟金融結構性的變化。
首先，是特朗普的經濟政策。他的政策總體來說，包括緊貨幣政策，通過提高利率打造強勢美元；松財政政策，通過基礎設施投資等創造總需求空間；通過供給側改革，減稅，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貿易戰爭，來提供出口空間。這些政策還沒有具體實施，但重要的是特朗普改變了全球經濟和美國經濟的故事。人是講故事、聽故事的動物。因為特朗普的政策改變了整個市場預期，市場開始動了。
第二，是世界主要央行貨幣政策出現明顯背離，美國的利率開始上升，日本維持在0，歐洲仍然是負數，由此產生的匯率波動在不斷加大。
因為特朗普的緊貨幣政策，全球利率發生了變化。1935年以后，美國利率幾乎為零，之后不斷上行，到1985年達到頂端。很多人問我，今年美聯儲會上調利率幾次？我說這不重要。問題不是美聯儲上調利率幾次，而是利率從此前的下降通道進入了上升通道，這改變了整個利率預期，改變了整個金融市場的風險偏好。從現在起利率只會往上走，不會往下走，這個概念特別重要。隨著利率水平的調整，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也開始上升，可以看到利率大周期正在開始發生變化。
第三，美國通貨膨脹水平開始上升，預示著財政政策將開始變化，這又是一個很大的拐點，因為這意味著貨幣政策逐漸退出舞臺，主導經濟的政策將會是財政政策。而財政政策受到政治影響，與貨幣政策相比，不確定性很大。
第四，收入分配的惡化。我們對所有發達國家做了統計，今天收入分配不公的惡化程度和二戰前相比幾乎不相上下。發達國家中，收入水平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整體收入的比重達到接近40%，二戰前這一比重大概是42%。
第五，民粹主義興起意味著政治風險拐點。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民粹主義有更廣泛的基礎，美國英國不說，在一大片歐洲國家甚至其它國家也在抬頭，這是全世界政治變化的一個拐點。
我在IMF時，曾對全球政治形勢做過一張圖，分析各國內部的和諧性，越綠代表越和諧，越紅代表越不和諧。2000年時，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綠色的，表明國家內部的社會安定和和諧。到今天，沒有一個國家是綠的，所有國家都面臨內部社會的不安，因為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整個改變了傳統上地緣政治的概念。以前地緣政治，我們講的是中東、阿富汗，現在完全不是這樣了，現在我們面臨另外一個政治格局，就是民粹主義的興起和政治風險的拐點。有人說英國脫歐了、美國選舉了，這不都結束了嗎？我想說的卻是，民粹主義的興起可能才剛剛開始，這是全球政治變化的拐點。
綜上所述，全球經濟正在發生流動性的拐點、財政政策的拐點，以及政治拐點。政治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是目前主要的風險；全球金融市場波動一定會增大。所以，經過了繁榮，經過了10年的危機低迷，我們又將面臨10年全球經濟金融再調整。在座各位經濟學者一定有無數的研究可以做，謝謝大家！
（注：本文為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朱民在浦山基金會首屆年會暨第五屆“浦山獎”頒獎大會上的主題發言。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