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佛家，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基因，代表着中華文化的精髓。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儒、法、道、墨、兵等思想流派，爭妍鬥艷，互相辯駁，又互相影響，互補短長，有力地促進了中華文化思想的融合、發展和繁榮，為中華文化的開放包容、兼蓄並容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格局。

　西漢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以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道德思想，綱常倫理觀念和忠孝思想，作為治國的根本，儒家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道家作為中華哲學智慧和思想的根脈，主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與儒家「內聖外王」的道德理論體系互為表裏，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組成了中華文化獨具特質、魅力長存的文化特徵。

　公元紀元前後，佛教由古印度傳入中國，南北朝時，佛教異軍突起，迎來井噴式的發展。杜牧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說的便是這一時期佛教的興盛。

　佛教進入中土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吸收中華本土文化，與儒家、道家思想在衝突中交融，在交融中發展的過程。

　三國時期的高僧、佛經翻譯家康僧會，祖籍西域，世居天竺，其父因經商移居交趾。康僧會生於中國，十餘歲出家，博學多才，通曉六經，他的譯經、釋經，文辭典雅，義旨微密，常用儒家的文辭語錄和思想理論來表達佛教思想，如編譯《忍辱度無極章》中的「惻隱心」、「仁義心」;《布施度無極章》中的「治國以仁」、「布施一切聖賢，不如孝事其親」;《明度無極章》中的「為天牧民，當以仁道」等，促進了佛教中國化進程。

　隋唐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等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在充分融合吸收儒家道家思想基礎上建立起理論體系。

　北宋契嵩禪師認為：「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於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治世，無為者治心。」

　經過隋唐時期的三教講論與融通，北宋開始「教雖分三，道乃歸一」的「三教合一」思想蔚然成風。南宋時期，朱熹以孔子的綱常倫理思想為核心，大量攝取道家、佛家的思想精華理念，使「三教合一」思想得以強化，擴展了儒學思想的精神內涵，促進了儒學經世致用的教化功能。

　道教全真道的創始人王重陽力倡三教一家，他在《孫公問三教》詩中云：「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在《答戰公問先釋後道》詩中云：「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

　最能體現「三教合一」思想達到社會現實層面的文化現象，便是宋元時期受到儒釋道三教共尊的關帝崇拜、關帝信仰。

　北宋宰相張商英，號無盡居士，為人忠直，曾作《護法論》一書，提出「三教治病論」，儒者「治皮膚之疾」，道者「治血脈之疾」，釋氏「治骨髓之疾」，為佛家所重。張商英曾撰《荊南玉泉山寺關將軍廟記》，碑文今存平遙慈相寺，記述關帝為智者大師舍山建寺，被奉為伽藍的過程，為關帝崇拜在佛教界的推廣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宋釋宗鑒《釋門正統》按語云：「無盡居士張天覺(商英)，巨儒碩學，筆大如椽，嘗記玉泉寺關王祠堂雲……」並轉引原文記載關帝神迹。

　宋元時期道教經典《道法會元》、《法海遺珠》稱關帝為北極紫微大帝之主將，「雷部斬邪使，興風拔雲上將，馘魔大將，護國都統軍，平章政事，崇寧真君關元帥」;關帝「英烈威靈，在生忠勇，死後為神，忠貫日月，德合乾坤」，「誅砍妖魔」。道教《太上大聖朗靈上將護國妙經》記載關帝受玉帝敕命為「大聖馘魔糾察三界鬼神刑憲都提轄使，……三界都總兵馬招兵大使、統天御地誅神殺鬼大元帥。」

　從宋代開始，關帝成為儒釋道教爭相尊崇的正道大神，更加體現出「三教合一」思想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印光大師題關帝廟戲台對聯云：「寓褒貶，別善惡，慶殃福極，報不爽於惠賢奸，發饋震聾，允作千秋藻鑒;扶教化，振綱常，慈孝仁忠，義各盡於君父子，移風易俗，洵為萬世典型。」以此說明關帝崇拜為何受到儒釋道教共尊的社會功用和價值。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